考古学倾侧误差商讨范文

作者：邵会秋单位：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碳十四数据的舍弃问题

面对大量的碳十四数据，不同种类标本、不同时期测定的年代数据可能差别较大，尤其是在年代跨度较为分散、不同数据间产生矛盾的时候，我们都要对部分碳十四数据进行取舍。在这方面的操作过程中就存在很强的主观性。

大多数学者可能会认为早些年发掘条件差、水平低、测定的技术落后，而且数据多零散，其准确度必然不如现代所测定的年代。因此在出现矛盾时，早期的数据是首选的舍弃对象。如果早年测定的数据仅仅是个别偏差大的或数据离谱的，而现代所测数据系统集中的话，或许可以这样操作，但往往现实的情况要复杂的多。以东欧草原纯铜时代中斯托格遗存（SrednyStog）的33个碳十四数据为例，从其碳十四数据年代分布看，前后跨越了近3000年，而且数据在多个年代跨度集中，所以很难从这些碳十四数据直接来确定中斯托戈遗存的实际年代范围。不同研究者就会根据自己的研究选取不同的年代范围，这就是很多文化年代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我们会发现数据测得越多，争论也就越大，这让很多考古工作者无所适从，以至于出现了很多不正常的现象，即不用碳十四测年数据、或是采用对自己观点有利的数据而回避不利的数据。

使用碳十四测年时是否要考虑考古遗存的内容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碳十四测年是科学的测定方法，不需要对考古遗存的基本分析就能独立完成测定。事实恰恰相反，提交测定材料的考古学者都会被要求提供标本所处遗址或文化的基本特征和相对年代等内容。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碳十四年代数据的统计分析是离不开考古内容研究和分析的，一个没有考古内容的碳十四年代数据是不能说明任何考古问题的。然而，在当今的考古学研究中，一些学者却完全依靠碳十四数据而改变传统的年代观，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以欧亚草原青铜文化为例，早期研究者主要依靠与埃及、米索不达米亚有纪年国王谱系年代对比、与古希腊和中国器物的类型学对比并综合当时所测的碳十四数据结果，而得出了青铜文化绝对年代的结论。近些年来，俄罗斯地区很多实验室都对不同遗址出土的标本进行了碳十四测定，得到了数量较多的测年数据。但这些碳十四数据呈现越来越早的趋势，与之前很多学者研究结果相差较远。一些学者则仅仅依据新公布的碳十四数据完全否定了之前多位考古学者有关年代的结论，而将其绝对年代大大提前了。同样在日本，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研究，根据中国、韩国文献和相关器物类型学比对，同时也综合了当时大多碳十四测年数据，确定了“弥生时代”绝对年代框架。然而在本世纪初，一些日本学者摒弃了之前的研究成果，完全依照实验室测定的最新碳十四数据来确定弥生时代的年代范围，其所认定的开始年代比传统认识提前500年。以上的例子并不是个案，是考古学研究中比较常见的问题。虽然没有经过完全统计，但我们发现有一个倾向，就是各地完全依赖碳十四数据建立的时代框架，往往都要比之前的结论要早很多。这种现象在考古学研究中会引起了更多的争论。

关于解决方法的讨论

从上面的分析看，如何选用碳十四数据对考古遗存绝对年代判定意义重大。虽然现在还没有妥善的解决方法，但我们可以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有益的讨论，希望能为今后考古研究者在选用碳十四数据时提供一点参考。

首先，针对同一文化多个碳十四数据年代跨度分散的现象，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西方学者的做法，他们通常在使用碳十四数据时，往往统计出一个概率来，选取比较集中的数据。95.4%和68.2%这两个比例的数据段往往是作为最后的年代判定结果。这种做法在俄罗斯学者中应用非常广泛。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缩小了整个数据的年代跨度，同时对选取年代范围也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种做法对所测数据相对集中的考古学遗存比较有效。但在有些情况下，采用如此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年代跨度也非常大了，研究者依然难以取舍。

这在早期青铜时代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ievo）碳十四数据分布上表现的就非常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依靠这些碳十四数据来判定年代，不同学者也会出现不同的结论，选用过程中的主观性就显露无疑。而据此来考虑器物传播的早晚，得出的结论往往就有可能产生偏差。一些学者喜欢采用碳十四测年中较早的数据，以此来证明某种遗存或出土器物在类似考古发现中最早，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这种做法是不合适的，其结论可能也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正如已有学者所论述的，“无论哪一种文化，之所以能经久而充满活力地不断发展，并不在于它一开始就有了所有好东西的胚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能不断从其他文化中引进新的东西，而在实际应用中进行应用和取舍，把有用的成分融合到自身之中。”

关于同一遗存不同质地标本（人骨、木炭和碳化种子等）所测数据产生矛盾的取舍仍然是个问题。现在还没有专门的研究成果可以表明哪种质地标本所测的数据更加精确。或许我们以后可以关注有明确纪年的历史时期考古遗存，从同一遗存中选取多种质地标本进行检测，分析一下哪种质地标本的检测结果更接近历史年代。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想法，实际操作起来比较困难。但是在类似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多注意检测不同质地标本的年代，形成系统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库，还是可以就这一问题进行比对分析的。而对于新近所测的碳十四年代数据挑战传统年代观的问题，在学术界中产生了很大的分歧，部分学者持肯定的态度，认为最新的测年数据更接近历史真实年代，但也有很多考古学者仍然保持了谨慎的态度。

俄罗斯著名考古学家库兹米娜（ElenaE.Kuzmina）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她几十年来都投身在草原青铜时代考古研究中，参加了众多的考古发掘，并出版了多部相关著作。然而新近公布的碳十四数据结果要远远早于她多年研究所得出的年代判定结论。虽然她很茫然，但在著作中她基本坚持了自己原先的判定，而在后记和附录中将其作为多年研究也未能解决的问题提出和讨论，同时把相关的已经测定的碳十四年代数据悉数列出，这样既给后来研究者查找分析提供了方便，也体现了她谨慎客观的研究态度。笔者赞同库兹米娜教授的做法，在传统年代观与新近的碳十四数据出现矛盾时，不要急于否定碳十四数据，也不能完全让碳十四数据牵着鼻子走，可将其作为问题提出，让更多的人参与讨论和分析，将来必然会得出更客观的结论。

最后我们想强调的是，碳十四测年给考古学带来了重要的变革，我们希望这种检测技术能更加成熟稳定，在考古学研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然而虽然碳十四年代非常重要，但是不能解决所有的考古材料年代问题，而且“绝对”一词是容易引起误导的，实际上反映的只是一个年代范围。因此在现有的条件下，考古学者在使用碳十四数据结果时，需要非常的谨慎，应该把它作为众多证据中重要的一个，而不是将自己的研究完全依附于数据上。正如考古学家菲利普•科尔（PhilipL.Kohl）所说的“考古学者不要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碳十四数据上，而应把这个当成一种参考。年代并不是历史，仅仅知道何时发生并不意味着我们了解为什么发生，而后者更重要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