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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廣東與荷蘭關係述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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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初中荷貿易與外交關係的重建

清朝初年,對外關係與海外貿易政策承襲明初制度,允許海外諸國以朝貢名義前來貿易。順治四年二月癸未,清廷詔諭浙江、福建等地,琉球、安南、暹羅、日本等國「有慕義投誠,納款來朝者,地方官即爲奏達,與朝鮮等國一體優待,用普懷柔。」[1]同年,清軍攻佔廣州,清廷又下指令:「南海諸國暹羅、安南附近廣地,明初皆遣使朝貢,各國有能傾心向化、稱臣入貢者,朝廷一矢不加,與朝鮮一體優待,貢使往來,悉從正道,直達京師,以示懷柔。」[2]另一方面,由于清廷在東南沿海的統治遠沒有達到穩固的地步,反清勢力仍然十分强大,南海各國對清廷多采取不合作、不接觸態度,容留、支援明朝流民和反清勢力;鄭成功攻佔臺灣後,建立起最強大的反清複明基地,威脅清朝在東南沿海的統治。因而清朝在順治四年頒布禁令,嚴禁沿海民衆下海通夷,嚴行保甲連坐之法,「廣東近海,凡系飄洋私船,照舊嚴禁。」[3]順治十二年,題准:

下海船隻,除有號票文引,准許出洋外,若奸豪勢要及軍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違式大船,將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貿易,潜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嚮導,劫掠良民這,正犯處斬梟示,全家發邊衛充軍。[4]

第二年,又頒佈更詳細的禁令。順治十八年,開始在廣東、福建、浙江、江南、山東實施「遷界」,沿海居民內遷三十至五十裏,盡燒民居船隻,片板不許下海。此後,海禁三令五申。

海禁使中外交通貿易受到限制,這是不言而喻的。不過,沿海商民下海通商幷未被禁絕,表面海禁森嚴的粵海實際上涌動著走私浪潮。朱德蘭博士根據日本古籍《華夷變態》、《通航一覽》等唐船華人「申口」資料,對清初遷界令時的中國船海上貿易進行詳細梳理,順治十八年至康熙二十四年,其中「廣東船」有64艘,平均每年2.5艘。這些船有些是廣東本省商船,有些是外省商船;不少南洋船如咬口留吧、暹羅、大泥、廣南、六昆船駛往日本時都先在廣東停靠,搭載商客貨物。[5]

坐鎮廣東的平南王尚可喜與靖南王耿精忠(順治十七年耿藩移福建)都是貪得無厭的封疆大吏,集兵、民、財權於一身,稱霸南天。尚藩重用沈上達等「奸徒」,私造大船,出洋為市。康熙二十一年兩廣總督吳興祚《議除藩下苛政疏》曰:「市舶一欵,原與民無害。自藩棍沈上達乘禁海之日,番舶不至,遂勾結亡命,私造大船,擅出外洋為市其獲利不資,難以數計,然利入奸宄,國課全無。」[6]李士楨《議覆粵東增豁稅餉疏》謂:

查市舶一欵,粵省界連濱海,在昔外番洋舡往來,貨物交通,歲收稅銀二萬二千餘兩,載在刊書,國家獲軍需之利益,地方開商賈之財源。自康熙元年奉文禁海,外番舡只不至,即有沈上達等,勾結黨棍,打造海舡,私通外洋,一次可得利

四、五萬兩,一年之中,十舡往還,可得利銀

四、五十萬兩,其獲利甚大也。[7]

据荷兰史料记载,1657年7月5日,大員派出小快船Zeeridder載貨f.17,714.12.2,由商務員巴隆率領前往到廣州;「中國人暗地裏到船上支付銀兩之後將貨物取走,銷售價格優惠,獲利優厚」,純贏利23000盾。藩王的人「私下對商務員巴隆講,以後可派

一、兩艘海船載貨前去虎門,以取水為名。」結果荷蘭人又派Zeeridder船到廣州,裝運170擔胡椒、120擔鉛、734擔紫檀、1200捆藤等,貨物總價值為f.20405.1.6。此後,Zeeridder船又有一次收穫頗大廣州航行;與此同時,英國人在澳門運走了125擔鋅、50錠金和約7000兩價值的絲。

尚藩還對前來廣州的荷蘭、英國、葡萄牙以及中國走私商船徵收商稅,發放貿易許可證。《吳耿尚孔四王合傳》謂尚氏「凡鑿山開礦,煮海愎鹽,無不窮極其利」;「平南四十年積聚,所得外洋幣帛以百萬計」,因而有「平南之富,甲於天下」說法。[8]

荷蘭人發現,廣州的藩王(平南王尚可喜)「緊緊控制那裏的貿易」,「對海外貿易的興趣似乎越來越大;」[9]尚藩「准許澳門的葡人自由貿易和其他權利,正如我們獲得的信件所言以此讓其他願與中國貿易的外國人清楚,他們可以自由出入。」荷蘭人認為打通藩王關節,有機會在廣州建立正常的貿易聯繫,中國貿易之門正準備向他們敞開,「我們請求貿易之地,不在南京,而在廣州。」[10]因此連續三次派遣使節前往廣州和北京,力圖與中國建立貿易與外交關係,尚藩在其中發揮主導作用。

(一)施合德爾(FrederickSchedel)廣州之行

1652年(順治九年)5月21日,公司下令大員長官費爾勃格(NicholasVerburg)和評議會船載貨前往廣州。次年1月20日,大員方面派快船Bruynvis裝載各種貨物和禮物,由商務員施合德爾(FrederickSchedel)率領前往廣東,試探那裏是否有生意可做,從而展開荷蘭人與以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為代表的清朝廣東官方的首次接觸。

[1]《清世祖實錄》卷30〈順治四年二月癸未〉,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251。

[2]《清世祖實錄》卷33〈順治四年七月甲子〉,頁272。

[3]《清世祖實錄》卷33〈順治四年七月甲子〉,頁274。

[4]《孫廷銓等題為廣東亟需打造戰船事本》,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部,《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頁235-236。

[5]朱德蘭,〈清初遷界令時中國船海上貿易之研究〉,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二),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6,頁105-159。

[6]郝玉麟修、曾魯煜等纂,《廣東通志》,卷62〈藝文志〉,雍正九年刻本,頁3;《清史列傳》,卷9〈吳興祚傳〉,《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頁097-00

6、007。

[7]李士楨,《撫粵政略》,卷7〈奏疏〉,《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臺北:文海出版公司,1994年,頁813-814。

[8]留雲居士輯,《明季稗史初編》,卷26,上海:上海書店據商務印書館1936年初版影印,1988,頁458。

[9]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1624-1662)》,馬特索爾科(JoanMaetsuyker),巴達維亞,1658年1月6日,1659年12月16日,1662年4月22日,1662年12月26日,頁498-50

1、519、558、560。

[10]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1624-1662)》,雷尼爾斯(CarelReniers),巴達維亞,1652年12月24日,頁352。

施合德爾9天後到達廣州河口。經過一番周折,先後見到了老藩王平南王(Pignabon)和小藩王靖南王(Ciguanbon),受到熱情招待,安排在懷遠驛居住。《大清會典》謂:順治十年「荷蘭國遣使航海,請修朝貢。」[1]《恭岩札記》記述懷遠驛時涉及此事:

懷遠驛,在西關十八甫。順治十年,暹羅國有番舶至廣州,表請入貢。是年複有荷蘭國番舶至澳門,懇求進貢。時鹽課提舉司白萬舉、藩府參將沈上達,以互市之利說尚王,遂咨部允行。乃仍明市舶司館地,而厚給其廩餼,招納遠人焉。[2]

宋元時期,提舉鹽茶司或轉運鹽使司兼管市舶幷不鮮見,當市舶司被罷撤時,市舶事務一般歸政于鹽司。[3]明代設置市舶司,「惟理賓貢懷柔,其兼榷鹽鐵酒茶事務弗與焉。」[4]但也不絕對。嘉靖時無錫人顧起經為廣東鹽課提舉,「又以材兼署舶務,能悉滌其交通接濟之弊。」[5]這是鹽課提舉兼署舶務的例子。鹽課提舉司有時也兼管礦冶,如正德十四年廣州置鐵廠,以鹽課提舉司領之,禁行私販,如鹽法。[6]清初長期戰亂,廣州市舶貿易受到破壞,而且管理制度與機構也處于廢弛狀態,市舶提舉司大概不復存在;荷蘭人來廣,鹽課提舉司白萬舉兼理其事,乃依例行事。沈上達即前文提到的平南王府「掌管商務之官」,他與白有珩二人總理關榷稅務。

荷蘭人公開前來廣州請求入貢,事關重大,廣東官方當然不敢輕怠或隨意處置。平、靖兩藩、巡撫、布政司、巡視海道等衙門,皆參與其事,合議對策。據順治十年三月《廣東巡撫李栖鳳揭貼》署巡視海道沈時呈報:

看得外夷之入貢也,必由其道,貢必有定期金葉表文,所以道其誠,繳文納敕,所以征其信,古今定例,違者却之。若荷蘭一國,從來聲教不通,今慕義來歸,願奉正朔,此曠代所無者。本道遵奉王令,前往虎門押帶至省,首詢其有無表文方物,進貢朝廷,祗稱朝見兩王,通貢貿易。隨奉行查向來入貢之例,依經移會兩司。稽諸《會典》及《通志》,所載畢述,往事彰彰可考,未常載有荷蘭國名。迨詢諸舶商,則謂荷蘭即紅毛也。《通志》雲紅毛鬼國大舶至澳,譯言不敢為寇,欲通貢,而皆訝其無表,不宜開端。以此論之,則諸彜向未入貢可知也。而今日之來,仍習往昔故智,借名貿易,確是真情。方今聖人化及萬方,恩覃海外,若輩懷德畏威,歸貢恐後,而我堤防之法,似亦不容少弛。要之三年一貢,船不過三,人不滿百,患亦可杜,防亦可少周。惟是遠人初來,創制伊始,原無舊章可循,未敢遽定可否。其來船來貨業已詳允丈量抽餉,合無俟其售貨完日,遣其還國,揚我大清懷柔盛德,候本院具疏會題,請旨定奪。倘奉俞允,然後藩司移交,遣使宣諭,真具表貢,方許其來,庶于遠人來賓之意不失而海外乘隙之窺可杜矣。[7]

廣東布政司照會云:

看得奉行查議荷蘭國向來入貢之例,及遞年往來船隻之宜,此懷柔而彰威德也。本司識類管窺,未暇悉稽典制,惟考《會典》所載列國貢道,廣東則真臘、占城、暹羅三國。詢廣東典故,則向來入貢,只暹羅一國,而于荷蘭所未見也。茲我朝應運,荒服者賓至,重譯者來朝,此中國聖人之征,而兩王化被之驗,又奚疑焉!惟是荷蘭國未奉金葉表箋,又未繳從前所授宣敕,只稱自願留下頭目數人,遣船還國,備辦貢物,具表歸貢,乞賜安插,則禮待不可以不厚,安置不可以不周。必周必厚者,所以體遠人來賓之誠,而消意外真偽之患也。且考列國入貢之例,或三年,或貳年,必以金頁表文為據,方見國長有輸款之誠,然亦人不滿百,船僅二三,如船多人衆則阻回之。而所雲私自往來貿易,《會典》所未載也。茲荷蘭一國,兩王或念其歸誠獨切,不以例限,此則協和萬邦,是在兩藩二院淵謀遠慮,從長而折衷之,而圖萬全計經久。[8]

撫院咨移平、靖兩藩,兩藩皆有答復,其中平藩《諭荷蘭虞文礁律管理北港地方等處事尼高朥氏攀直武祿(即費爾勃格)》曰:

茲辱執事遣使航海,申之珍遺,遠來悃款,實用嘉悅,但稽外域來賓,必奉國主之命,循朝貢之期,進金册以崇體,具符節以征信,然後達之朝廷,優以禮數,此荒服之制而柔遠之經也。今執事以貿易私請,我朝功令森嚴,可否定奪,出自睿斷,非兩藩所敢擅便。執事若曉新朝德意,其轉達吧主,遵三年或貳年一朝之制,任土修貢,則夾板船無過三隻,自洋入境,即預行啓報,以便引入廣省,漸達京師,永著為例可也。若僅以貿易為言,我大清敦詩說禮,貴五穀而賤珠玉,又何利焉。[9]

廣東官方為「揚我大清懷柔盛德」,一開始對荷蘭人接待是周到熱情的,幷且允准其完稅後交易商貨。然而,由于荷蘭人沒有進貢表文,也無「舊章可循」,特別是「私自往來貿易」一項,事關朝廷禮制,不敢擅便,須由皇帝定奪,所以平、靖兩藩皆請費爾勃格轉達「吧主」即荷蘭巴達維亞總督馬特索爾科(JoanMaetsuyker),按照朝貢事例,具表文進貢。梁廷枏《粵海關志》謂:順治十年荷蘭人「請貢,兼請貿易,廣東巡撫具奏,經部議駁。」[10]

據荷蘭東印度總督和評議會1654年1月19日《東印度事務報告》記載,廣東官方起初頒布公文,准許荷蘭人自由貿易,在廣州設置商館,下級商務官員包勒被任命為商館館長,另有四名荷蘭人輔助。但不久藩王認為准許荷蘭人在廣州居留與准許外國人來往貿易不同,未經上報皇帝,不得擅作决定。3月8日,藩王和廣州的官員都建議荷蘭人派一使團前往北京,如果皇上批准,那麼「整個中國將為公司開放貿易」。[11]

[1]允祿等監修,《大清會典》(雍正朝),卷104〈禮部·朝貢〉,《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臺北:文海出版公司,1994年,頁6991。

[2]戴肇辰修、史澄、李光廷纂,《廣州府志》,卷162〈雜錄〉,廣州:粵秀書院,光緒五年,頁3;黃佛頤撰、鍾文點校,《廣州城坊志》,卷5〈懷遠驛〉,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頁310。

[3]李慶新,〈明代市舶司制度的變態及其政治文化意蘊〉,《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1期,泉州: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頁72-83。

[4]高岐,《福建市舶提舉司志》,1929,頁3。

[5]王世貞,《弇州史料後集》,卷21〈顧參軍玄緯先生志略〉,《四庫禁毀書叢刊》史4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頁457。

[6]伍長華等纂修,《兩廣鹽法志》,卷35〈鐵志〉,道光十五年刻本,頁36。

[7]《明清史料丙編》第4本,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6,頁336-338。

[8]《明清史料丙編》第4本,頁336-338。

[9]《明清史料丙編》第4本,頁336-338。

[10]梁廷枏輯,《粵海關志》,卷22〈貢舶·荷蘭國〉,《清末民初史料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頁1624。

[11]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1624-1662)》,馬特索爾科(JoanMaetsuyker),巴達維亞,1654年1月19日,頁373。

瑞典學者龍思泰認為施合德爾廣州之行沒能順利達到目的,與葡萄牙人賄賂清朝官方有關。他說:1653年,施合德爾從臺灣來到廣州,要求與中國進行貿易。「如果不是中國商人指控荷蘭人劫掠,指證其海盜行為,如果葡萄牙人不是那麼慷慨地饋贈厚禮,這個省的督撫會支援他的這一籲請」。由於不敢做主,他們勸告荷蘭人派遣使節前往北京,帶上珍貴禮物和貢品,以獲得皇帝的賜見。[1]這與中文、荷文史料記載是吻合的。

派遣使團事關荷蘭對華貿易之前程,施合德爾儘快完成交易,以早日返回巴城,結果購入各種商品價值f.25,591.-.10,根據貿易記錄,獲利20,751.45兩銀,合f.77,817.17.4,獲利200%。具體帳目如下:

純利潤:f.44,319.14.14

與之相對的各種費用:

贈禮:f.10,546.01.00

陸上費用:f.2,873.14.12

水上費用:f.1,095.00.00

費用總計:f.14,514.15.12

廣州之行獲純利:f.29,804.19.02

施合德爾在廣州發現不少難于忍受的「不合理」現象:一是藩王及官員索取禮物,諸如哆囉絨、琥珀等珍物。二是交易不公平,如藩王用低價收買進口商品,官員「在接受商品時還是過重銀兩時,甚至在選擇運走又運回貨物時使用各種欺騙手段」,這在東印度所有地區,都「無法與其相比」。三是船稅、關稅很高。「所有到廣州貿易的海船和其他運輸船隻,均需經過丈量,根據船隻大小繳納船稅。快船Bruynvis據估計需納稅550兩紋銀。據稅官講,這尚屬處理得比較公平合理,不然關稅要交納1600兩銀。上述船稅、關稅之高令人難於忍受。」荷蘭人不瞭解廣東貿易管理制度與福建不一樣,認為是「一種非常奇怪甚至是無法令人忍受的壓力」。施合德爾還發現,經過戰亂毀滅性打擊,廣州恢復絲織業、紡織業和其他行業仍需一段時間;不過距離廣州半天路程的佛山(Fussan)已經建起規模巨大的絲織廠。[2]

(二)瓦赫納格(ZachariasWagenaer)、施合德爾再次出使廣州

荷蘭人認為這次交易的利潤是可觀的,而且從廣州那裏得到許多貿易資訊,特別是如果派出使團在北京實現使命,可為建立與中國的自由貿易打下堅實基礎。7月29日,大員派出商務員瓦赫納格(ZachariasWagenaer)與施合德爾,率領快船Schelvis和Bruynvis前往廣州,帶去給尚藩的書信和一批商貨、禮品。他們花費了f.4,677.14.8,但沒有見到藩王,廣州官方怠慢他們,主要是因為貿易沒得到朝廷同意,還有就是耶酥會士和澳門葡萄牙人的搗鬼。[3]馬士(HoseaBallou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謂1653年荷蘭人再次前往廣東,試圖與廣州通商,但「遭到葡萄牙人的陰謀破壞而失敗。」[4]就是指此事。

(三)德·豪伊爾(PieterdeGoyer)、凱瑟爾(JacobKeyzer)使團進京「朝貢」

1655年(順治十二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決定派遣使團前往北京。7月14日,使節德·豪伊爾(PieterdeGoyer)、凱瑟爾(JacobKeyzer)率領快船從巴城起航,8月10日到達海南。在廣州,使團向官方呈遞了「進貢」文書,包括上順治皇帝和致平、靖兩王的表文。官方譯出的《譯荷蘭國表文》稱:

管在小西諸處荷蘭國人統領如翰沒碎格奉賀大清國皇帝禦體安和,萬事如意,永壽于世。造物主造成大地,分有萬國,或土產,或手制,此所以彼之所有,此之所無。造物主之意,蓋欲人民彼此有無交易,因而相愛相和,所以我們多有漂海遠游,各方皆到,到處即得與國主相與。聞得大清皇帝每得大勝,做了中國之主,此皆天主簡任之恩,我們要來奉賀,幷求凡可泊船處,准我人民在此貿易,一者是天主所定,一者是各國規矩皆然,且令中國人民兼得利益。我心中十分滿望如此,恐無憑據,特遣兩老者,一名伯多羅俄也,一名雅哥伯克斯,皆久用事之人,賫貢禮物前去。伏願安和如意,永壽於世。八答未,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五十五年西曆七月十三日,統領如翰沒碎格。[5]

表文中如翰沒碎格即巴達維亞總督馬特索爾科(JoanMaetsuyker),伯多羅俄也即德·豪伊爾,雅哥伯克斯即凱瑟爾;八答未原注:「廣東南雅島地名,蓋謂在此寫的。」誤,該地應為吧達維亞。表文提到「互通有無」、「各國規矩皆然」的國際貿易慣例,與清朝朝貢貿易體例大相徑庭。

官方譯出《譯荷蘭國與兩王文》云:

管在小四(西?)諸處荷蘭國人統領如翰沒碎格賀靖、平南王奉大清國皇帝統管廣東省,求造物主准賜安和永壽。向聞造物主准朝廷得了廣東地方,又有德以公道治天下,乃命有德的好官管治百姓。你德重爵尊,統領衆官,效法朝廷,公道服衆,我等外國人聞之喜悅。我等系以交易為生者,到處尋地方居住,近至廣海。初在北港,著人前去做交易的勾當,不料做不成,回來說若要做成,須差人到北京大主之前。今特差二人有年記者,一名伯多羅俄也,一名雅哥伯克斯,代我衆人奉賀朝廷新得天下,幷貢禮物,料來不至虛我之望也。靠你福庇,管他去進貢,又管他回來,令我等放心外,又差一人方濟各懶斯蠻在你廣東治下住著,理料去使來回,零碎貨物,我地方人感激不盡,望你福庇,准此。八答未,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五十五年西曆七月十三日,統領如翰沒碎格。[6]

廣東官方要求荷蘭人拿出300,000兩銀(後減至120,000兩)作為在北京活動的費用和禮品。使節擬定一份協定,內容包括:

1、自巴城到達以及使者滿意獲得所許諾的自由貿易自北京返回時,支付給藩王35,000兩銀現金或貨物。

2、使者持禦令前往北京後,其他荷蘭人在廣州開始售賣貨物,地方當局為此提供一座房屋。

3、允許海船返回巴城裝運貨物。

4、由「廣東王」下令,公司出售貨物需用銅錢支付。荷蘭人清楚,付出上述銀兩,藩王和其他大官只會把少許用于皇宮,而大部分「用來充自己的腰包」。

廣東官方沒有同意上述「協議」,然而還是向朝廷上奏了荷蘭來華「朝貢」的消息,荷蘭人認為是他們「許諾的銀兩發生了效力」。[7]九月十二日《平南王揭貼》謂:

平南王揭為恭報彜船入境事,案照順治十年外海荷蘭國通貢,奉旨不准進貢,欽遵在案。今八月初五日,據報荷蘭國夷船二隻入境,督撫兩臣邀爵同靖南王耿,至公館會議,海道徐火亘啓稱有表文,幷抄進貢方物册到爵。該爵看得外海入貢,乃朝廷德威遠被,仁澤覃敷,是以梯山航海,願覲光天化日,實興朝之盛事也。先年荷蘭國遣使通貢,未有表章方物,尚不足昭其誠敬。茲不復憚波濤艱險而來,且使臣言詞諄懇,具有表文方物,向慕之誠,似未可堅阻,以塞遠彜景仰上國之風。但遵成命,爵等不敢擅專,除檄水師官兵巡防外,除具題外,理合揭須至。揭貼者,順治十二年九月十二日。[8]

十月二十二日,揭貼至部。

1657年1月18日,順治皇帝下旨,令廣州官員陪同使團攜帶書信和禮品上京朝見,另有20名荷蘭人和

三、四名合格的翻譯隨行;使團給皇帝準備了f.21,000的禮品,額外準備資金17,000盾。使團的船隊由150條船組成,浩浩蕩蕩,沿途受到當地官員的禮遇和優待。越往北行,那裏的人越友好和善。7月17日到達北京。

[1]AndersLjungstedt,AnHistoricalSketchofthePortugueseSettlementsinChina;AndoftheRomanCatholicChurchandMissioninChina,pp.26-27.

[2]施合德爾廣州之行,見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1624-1662)》,馬特索爾科(JoanMaetsuyker),巴達維亞,1654年1月19日,頁370-376。

[3]施合德爾、瓦赫納格廣州之行,見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1624-1662)》,馬特索爾科(JoanMaetsuyker),巴達維亞,1654年1月19日,頁370-385。

[4]馬士(HoseaBallouMorse)著、區宗華譯,《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

一、二卷),頁8。

[5]《明清史料丙編》第4本,頁377。

[6]《明清史料丙編》第4本,頁378。

[7]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1624-1662)》,馬特索爾科(JoanMaetsuyker),巴達維亞,1656年12月4日,頁470。

[8]《明清史料丙編》第4本,頁382。

荷蘭使團進京後,在尚藩預先派往北京的接待人員指導下,住進了專為使團準備的賓館(會同館),離皇宮不遠。按照「朝貢」規例進呈「進貢方物」,據梁廷楠《粵海關志》記載,計有:

哆囉絨、倭緞各二匹,嗶嘰緞六匹,西洋布二十四匹,琥珀十塊,琥珀珠、珊瑚珠各二串,鏡一面,人物鏡四面,白石畫二面,鍍金刀、鑲銀刀各一把,鳥槍、長槍各二杆,玻璃杯、雕花木盆、石山匣各二個,纓帽一頂,皮小狗二個,花鸚哥一個,四樣酒十二瓶,薔薇露二十壺。[1]

荷蘭使團在順治皇帝召見之前參加了一次「宮廷官員的會議」,宣稱他們來華目的是「拜見皇帝陛下」,幷要求建立友好盟約,往來貿易,希望清朝提供貿易所需的居住等方便;他們保證按清朝規定和習慣繳納稅餉,每五年一次派遣使節前來拜見皇帝。荷蘭人得到的答復是:若他們五年或間隔時間更長些派使節來華,將很受歡迎,同時允許三到四艘船載貨到中國貿易,但每年頻繁的往來,以及准許他們居住等與國家法律衝突,事關重大,不能輕易答應。

10月2日,經過禮儀訓練的使團以九叩大禮朝見順治皇帝。10月13日,使團接受了皇帝賞賜給東印度公司總督和使節的禮物,其中:

總督:4件青花緞,4件青色和4件蘭色緞,4件thuvijs(thujas),4件金色天鵝絨,4件花緞,10件白綾,4件藍花緞,2件青天鵝絨,6件綾,4件fora,10件hochins,300兩紋銀。

每名使者:24件等質量的絲料,100兩銀。

使團秘書巴隆(HendrickBaron):12件等質量的絲料,50兩紋銀。

17名隨從:每人15兩紋銀。[2]

梁廷楠《粵海關志》記載順治皇帝「優加錫賚」其「國王」(即荷蘭巴達維亞總督)的禮品有:大蟒緞二匹,妝緞二匹,倭緞二匹,閃緞四匹,藍花緞四匹,青花緞四匹,藍素緞四匹,帽緞四匹,衣素緞四匹,綾十匹,紡絲十匹,羅十匹,銀三百兩。[3]與《東印度事務報告》所記在數量上有出入,種類上大體相同。

雍正《大清會典》記載順治十三年荷蘭國使嗶嚦哦口悅嘢哈哇口惹等「到京朝貢,宿會同館,進表一道。禮部覆准五年一貢,貢道由廣東入,每次進貢員役不得超過百人;入京員役,止二十名,餘俱留廣東。該地方道將,嚴加防衛,進京人回,一同遣還本國,不得久住海濱。又諭荷蘭國慕義輸誠,航海修貢,念其道路險遠,著八年一次來朝,以示體恤遠人之意。」[4]另據《清世祖實錄》記載,順治皇帝特降敕諭:「著八年一次來朝,員役不過百人,止令二十人到京,所攜貨物在館交易,不得於廣東海上私自貨賣」。[5]10月中旬,完成「朝貢」程式的荷蘭使團被要求按時離開北京。

1657年(順治十四年)1月28日,使團順利到達廣州,但接下來荷蘭人與尚藩和廣東官方的關係出現緊張。原來荷蘭人到北京後把準備的禮物全部送光了,以致回到廣州後沒有任何禮品可以贈送廣州官員,引起不滿。使團離開廣州委託這些官員購入荷蘭人需要的貨物,官員預支貨款14,000兩銀,現在官員門要求為那筆貨款支付每月10%的利息;另外要求兌現荷蘭人獲得自由貿易後贈與的報酬約35,000兩。荷蘭人也很不滿。結果廣州官方告示民眾不許用轎拉荷蘭人入城。商務員蘭茨曼與巴隆進城見「年輕的藩王和市政官」時,遭到一位官員的棍打;翻譯PaulDurette一天夜裏在家中被人暗殺;藩王也不接見使團,「一個稱牙病發作,一個則說先贈禮後見面」。2月21日,使團乘坐快船Koukercke和Bloemendael匆匆離開廣州。

荷蘭人對這次「朝貢」作了總結,快船Koukercke和Bloemendael所裝載的貨物,包括使節帶取的贈禮,價值f.123,367.03.00,銷售貨物所得f.78,736.05.05,總計f.212,103.08.05;而使者帶回的剩餘貨物f.15,466.06.12,上述贏利還剩餘f.196,637.01.9。[6]

滿清以异族政權入主中國,在國際上面臨相當大的敵對勢力,為獲得海外各國對清朝合法性、正統性的承認,同時孤立、打擊以明鄭政權為代表的反清力量,清朝需要海外諸國的聲援,確立以清朝為中心、以朝貢體系為主體的國際關係新秩序。當荷蘭人來到中國時,耶酥會士湯若望(AdamSchallvonBell)告訴荷蘭人,「長時間以來沒有外國使節前去北京」。[7]荷蘭使團的到來,給清朝統治者帶來一個驚喜,因而即使海禁森嚴,清朝也不記前嫌,不在乎許多不利于荷蘭人的傳言,送給荷蘭人一次向大清皇帝行九叩大禮的「朝貢」機會,確立名義上的宗藩關係。

在清朝看來,給予荷蘭人朝貢是莫大「恩惠」,然而這種名惠而實不至的榮耀對荷蘭東印度公司沒多大意義,「八年一貢」與自由貿易的距離何止天壤!荷蘭人對此頗為失望,决定不再派遣使節北上,只是維持「已達成的協定和建立的友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出康熙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禮部尚書祁徹白等為報荷蘭商船抵閩請求通商貿易事題本》,稱:「又查得,順治十三年荷蘭國來進貢時,諭曰:隔八年來朝拜一次。欽此。如今算來,康熙二年當為進貢之年,但至今尚未進貢。」[8]荷蘭人對「八年一貢」沒多大興趣,當然不會依期前來「進貢」。

[1]梁廷枏輯,《粵海關志》,卷22〈貢舶·荷蘭國〉,頁1627-1628。同書又記載順治十三年荷蘭貢使嗶嚦哦口悅嘢哈哇口惹到京,貢鑲金鐵甲一副,鑲金馬鞍一副,鑲金刀、鑲銀劍各六把,鳥銃十三口,鑲金鳥銃四口,短銃七口,細銃二口,銃藥袋三個,玻璃鏡四面,鑲銀千里鏡、八角大鏡各一面,琥珀五十斤,珊瑚珠、琥珀珠各二斤,珊瑚樹二十枝,哆囉絨五匹,嗶磯緞四匹,西洋布一百匹,被十二床,花被面六床,大氈一床,中氈二床,毛纓六頭;丁香五箱,共二百斤;番木寇一箱,重三百六十斤;五色番花三包,共三百五十斤;桂皮二包,共二百一十斤;檀香十石,共一千斤。恭進皇后鏡一面,玳瑁匣、玻璃匣、烏木飾人物匣各一個,珊瑚珠、琥珀珠各三串,琥珀四塊,哆囉絨二匹,嗶磯緞三匹,西洋布十八匹,白倭緞一匹,花氈一床,花被面二床,玻璃珠四個,花石盒三個,白石畫二面,薔薇露十壺。

[2]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1624-1662)》,馬特索爾科(JoanMaetsuyker),巴達維亞,1657年12月17日,頁486。

[3]《清世祖實錄》,卷103〈順治十三年八月甲辰〉,頁803-804;梁廷枏輯,《粵海關志》,卷22〈貢舶·荷蘭國〉,頁1626。

[4]允祿等監修,《大清會典》(雍正朝),卷104〈禮部˙朝貢〉,頁6992。

[5]《清世祖實錄》,卷102〈順治十三年七月戊申〉,頁793;卷103〈順治十三年八月甲辰〉,頁803-804。

[6]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1624-1662)》,馬特索爾科(JoanMaetsuyker),巴達維亞,1657年12月17日,頁490。

[7]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1624-1662)》,馬特索爾科(JoanMaetsuyker),巴達維亞,1657年12月17日,頁481-482。

[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康熙初年荷蘭船隊來華貿易史料〉,《歷史檔案》2001年第3期,頁16。

清初荷蘭人在閩海的貿易利益受到中國海商特別是鄭成功的威脅,鄭氏遍及東南沿海、東南亞和日本的海上貿易網路,使臺灣的中轉港的作用大受制約,荷蘭人損失巨大。1660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與鄭成功簽定了停戰協議,但第二年(1661年),最令巴達維亞政府擔心的事發生了,鄭成功的艦隊攻下臺灣赤嵌城(Saccam),荷蘭人被趕出臺灣,失去在中國唯一的立足點。荷蘭人不得不調整貿易戰略,一方面與加强與廣東的聯繫,發展與「王商」的生意,另一方面密切注視閩海動態,伺機報復。康熙元年(1662)十二月,荷蘭「出海王」苗焦沙烏率領出四艘戰船駛進五虎門停泊,各船竪大旗,上書「助大清」,要求協助清軍攻打鄭成功。康熙二年七月底,荷蘭人依約複派十七艘戰船前來「協助大清國剿滅鄭逆」;康熙皇帝欽准兩年前來貿易一次,所帶貨物,委員監督貿易。[1]

此後,荷蘭人多次到清朝「朝貢」。康熙五年三月,荷蘭遣其戶部官老磨軍士丹鎮、總兵官巴連衛林等朝貢,請貿易。同年,荷蘭再貢方物,清朝厚加賞賜,但重申八年一貢,「二年貿易永遠停止」。康熙六年,荷蘭違例從福建入貢,題准,嗣後「務由廣東」,廣東成為清朝與荷蘭關係的合法渠道。另規定貢使有正使、副使,或專以正使一員,其次為夷目官,為掌書記,各一員,其下為從人。凡入京者,不得過二十名。[2]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平西王吳三桂發動叛亂,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廣西將軍孫延齡先後響應;十五年,尚、耿兩藩反正。十九年,耿精忠、尚之信被處死,盡撤藩兵歸北京,統治廣東三十年的尚藩勢力一朝剷除。二十二年,清軍克澎湖、攻臺灣,明鄭政權滅亡。清朝恢復廣東市舶提舉司,以宜爾格圖為市舶使,後來成為第一任粵海關監督。[3]康熙二十三年七月三月,戶科給事中孫蕙奏請「海洋貿易宜設立專官收稅」;二十四年,康熙皇帝下詔開海貿易,「無論滿漢人等一體,令出海貿易,以彰富庶之治」;[4]並設粵、閩、浙、江四海關於廣州、厦門、寧波、雲臺山,管理沿海對外貿易。印光任《澳門記略》云:

國朝康熙二十四年,設粵海關監督,以內務府員外郎中出領其事。其後或以侵墨敗,敕以巡撫監之,邇年改歸總督。所至有賀蘭、英吉利、瑞國、璉國,皆紅毛也,若弗郎西,若呂宋,皆佛郎機也。歲以二十餘柁為率。至則勞以牛酒,牙行主之,曰十三行,皆為重樓崇台。舶長曰大班,次曰二班,得居停十三行,餘悉守舶,即明于驛旁建屋一百二十間以居蕃人之遺制也。[5]

康熙開海,外國商船來華貿易,仍然有貢期、數量、居留等限制。同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派文森特·巴茲(VincentPaets)出使中國,請求以五年一貢爲期,部議從之;又荷船「入貢」例由廣東,荷蘭人認爲廣東路近而泊地險,福建路遠而泊地穩,故請改由閩省入貢,部議「荷蘭國貿易處所只許在廣東、福建兩省」;清廷减少荷蘭「貢額」,止令進大尚馬、珊瑚等十三種,其他如織金緞、羽緞、倭緞及各種油小箱、腰刀、劍、布、玻璃鐙、聚耀台、玻璃杯、肉豆蔻、葡萄酒、象牙、皮袋、夾板、樣船,俱免進獻。[6]

1689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董事會認為公司商船直航中國的代價太高,效益太低,且不穩定,因而决定繼續采取優惠政策,吸引中國商船前往巴城,保持與中國的航運關係;每年都有數十艘帆船運載瓷器、絲綢以及茶葉到達巴城。英國學者博克塞(C.R.Boxer)說,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中國大陸建立有利可圖的商館的努力失敗後,它購買的中國商品大多來自一年一度前來巴達維亞的中國廣東、福建、浙江沿海省份的帆船,也有不多的來自同澳門葡萄牙商船貿易的中國商人。[7]其結果是東印度公司與中國的直接交往中斷了,荷蘭船舶不再駛往中國海岸。

雍正初年,荷蘭對清朝貿易有所改觀,「通市不絕,夏秋交來廣,由虎門入口,至冬乃回,歲以爲常」。[8]雍正五年(1727),荷蘭人獲准在廣州設立商館,東印度公司改變對中國的貿易策略,采取「雙軌制」的政策:一方面支援公司商船前往廣州貿易,另一方面仍然鼓勵中國帆船前來巴城,轉販受歐洲歡迎的中國商品瓷器、絲綢和茶葉,中荷商貿關係展開了新一頁。[9]

[1]〈兵部尚書明安達禮等為報荷蘭戰船來閩願助攻臺灣鄭成功事題本〉(康熙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兵部尚書明安達禮等為報荷蘭戰船已抵閩事〉(康熙二年九月初十日)、〈靖南王耿繼茂等為報荷蘭船助攻金門等處情形事題本〉(康熙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禮部尚書祁徹白等為報荷蘭商船抵閩請求通商貿易事題本〉(康熙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均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康熙初年荷蘭船隊來華貿易史料〉,《歷史檔案》2001年第3期,頁11-17。

[2]梁廷枏輯,《粵海關志》,卷22〈貢舶˙荷蘭國〉,頁1621。

[3]陳國棟,《清代前期的粵海關(1683-1842)》,臺北: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1980年度碩士論文,頁5-6。

[4]席裕福、沈師徐編,《皇朝政典類纂》,卷117〈市易·藩部互市〉,《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頁1059。

[5]印光任、張汝霖著、趙春城點校,《澳門記略》卷上〈官守篇〉,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頁42-43。

[6]梁廷枏輯,《粵海關志》,卷22〈貢舶˙荷蘭國〉,頁1636。

[7]C.R.Boxer,JanCompagnieinWarandPeace1602-1799,HongKong:HeinemannAsia,1979,p.59.

[8]梁廷枏輯,《粵海關志》,卷22〈貢舶˙荷蘭國〉,頁1636。

[9]包樂史(LeonardBlussé)著、莊國土、程紹剛譯,《中荷交往史(1601-1999)》,頁7

2、89、95。

四粵省商民在印尼群島

印尼群島位於南海與印度洋交通貿易航道要衝,唐宋以降,不斷有華人僑居該地。元代,史弼、高興征爪哇,遭風飄至交欄山,「病卒百餘,留養不歸,後益蕃衍,故其地多華人。」洪武年間,滿者伯夷王朝統治下的三佛齊舊港「國人多是廣東、漳泉等處人逃居此地」。[1]後爪哇滅三佛齊,然不能盡有其地,「華人流寓者往往起而據之」。[2]廣東人陳祖義,舉家遷居該地,「充為頭目,甚是豪橫,凡有經過客人船隻,輒便劫奪財物」。[3]擁有相當大的勢力。南海人梁道明,貿易于舊港,「久而情熟,挈家住居,積有年歲,閩廣軍民弃鄉裏為商從之者至數千人,推道明為長,」「雄視一方」。[4]

西方文獻關於明代廣東商人在爪哇等地活動的記載甚多。荷蘭史學家範勒爾記述15世紀以後廣東對印尼貿易情況:「從華南各港,主要是廣州和福建各城市駛出的帆船,載著中國商人和成群結隊的僑民,……駛向印度支那和印尼的海岸和港口。」[5]

T.S.萊佛士(T.S.Raffles)在《爪哇史》一書中寫道:

中國和爪哇之間的直接貿易範圍很廣,由中國航船運載,全是中國資本,每年從廣州和厦門來的船有八—十條,載有茶、生絲、絲綢、漆傘、生鐵、瓷器、南京布、紙及其它一些小項貨物。[6]

明中葉以後,廣東對外貿易率先實現轉型,形成以稅收征管為中心,以開拓財源為目的的商舶貿易管理體制,時人稱為「廣中事例」。萬曆六年,廣州每年舉辦兩次交易會,開創東南沿海對外貿易新局面。廣東沿海商民在相對開放的環境裏下海通番,逐利四方,頻繁活動于印尼群島各港口。當荷蘭人到來的時候,爪哇的萬丹(Bantan)、北加浪岸(Bekalongan)、廚閩(杜板,Tuban)、錦石(即革昔兒,Gresik)等港口「都以中國人住區而聞名」,而這裏的華人都是福建、廣東兩省的人。[7]

16世紀末,萬丹(Banten)華僑人口有3000-4000人之多;[8]他們聚居的街區稱「唐人街」,「用堅固的柵欄和塹壕圍住,其中房屋是[萬丹]城中最漂亮的僅有的石頭建築物」。[9]曹永和先生介紹,到17世紀初,萬丹設有3處市場,第一市場在城市東側,淩晨開市,生意做到9時收市,中國人與葡萄牙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Quillim人、庇古人、馬來人、孟加拉人、Gujarat(古吉拉特)人、馬拉巴人、阿比西尼亞人(Abexins)及其它印度商人一起,經營生意;中國攤棚(ChineserCramen)成一排,與波斯人、阿拉伯人和孟加拉人為鄰;他們出售各種生絲、各樣各色的紡織品、絨緞、金襴、金絨、陶瓷、漆器、大小銅壺、水銀、精巧木櫃、各種紙張、曆書、金封面的書、鏡子、梳子、數珠、琉磺、日本刀、加漆刀鞘、人參、扇子、陽傘等。第一市場收市後,第二市場Paceban(即王宮廣場)開始,中國人在這裏做胡椒交易。第三市場即唐人街市場,下午開市,銷售各種日用商品,也有山羊、雞等,夜晚收市。[10]萬丹的荷蘭人認為:這些零售商在做比較大買賣的時候,「其經營能力也遠遠超過我們」。因而荷蘭人把零售商業「留給中國人去經營」,讓華人去經營零售業。[11]

[1]馬歡著、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校注》,〈舊港國〉條,北京:中華書局,1955,頁16。

[2]《明史》卷324〈三佛齊傳〉,頁8408。

[3]馬歡著、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校注》,〈舊港國〉條,頁16-17。

[4]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8〈爪哇〉,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293。

[5]范勒爾,《印尼的貿易與社會》,頁193;轉引自薛國中,〈15-17世紀中國在東西方海上貿易中的地位〉,載吳于廑主編,《十

五、十六世紀東西方歷史初學集續編》,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89,頁336。

[6]T.S.Raffles,HistoryofJava,1830,p.228;轉引自黃盛璋,〈關於中國紙和造紙法傳入印巴次大陸的時間和路線問題〉,《歷史研究》1980年第1期,頁113-133。

[7]施堅雅(G.WilliamSkinner),〈爪哇的中國人〉,《南洋問題資料譯叢》1963年第2期,厦门:厦門大學南洋研究所,1963,頁27。

[8]岩生成一,〈下港(萬丹)唐人街盛衰變遷考〉,《南洋問題資料譯叢》1957年第2期,厦門:厦門大學南洋研究所,1957,頁108-119。

[9]VictorPurcell,TheChineseinSoutheastAsia,KualaLumpur:OxfordUniversityPress,1980,p.393.

[10]曹永和,〈明末華人在爪哇萬丹的活動〉,《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二),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6,頁231-233。

[11]柯侖×布蘭德(Dr.H.T.ColenBrander),《讓×彼得斯×科恩》第2卷,海牙,1919,頁181;轉引自凱特(W.J.Cator)著、王雲翔等譯,《荷屬東印度華人的經濟地位》,廈門:厦門大學出版社出版,

1619年,荷蘭人在雅加達建立巴達維亞城(又作咬留吧、噶喇巴,Calapa,Batavia),作為東印度公司的駐地。為把巴達維亞建成「整個東印度最大的商業城市」,荷蘭人一方面采取武力手段,擄掠人口,充實巴城,解决勞動力問題;同時限制各國外商在南洋的活動,保持巴城的貿易壟斷地位。另一方面,又采取稅收優惠的「懷柔」政策,吸引中國人到巴達維亞定居貿易,獲取中國產品。1639年12月28日《東印度事務報告》說:「為招攬中國人再來貿易,我們准許他們的要求就所運至貨物納稅達成協定,公平貿易。每條帆船需交納250至650裏耳。」[1]1643年(崇禎十六年),荷蘭當局規定:凡是來自中國的帆船每艘交稅550裏爾,之後「不論船數多寡,船舶大小,貨物貴賤,一律不得盤查幹擾」。[2]中國文獻亦謂荷蘭「所產有金、銀、琥珀、瑪瑙、玻璃、天鵝絨、瑣服、哆囉口連。國土已富,遇中國貨物當意者,不惜厚資,故華人樂與為市。」[3]尼古拉斯·塔林(Tarling,Nicholas)主編的《劍橋東南亞史》指出:

荷蘭東印度公司于1619年建立的巴達維亞是華僑在東南亞的另一個主要集中地。該公司的政策一開始就吸引了大批荷蘭人和中國人。前者來到這裏的人數不多,中國人最初從中國沿海地區和北部爪哇港口城市—華人社區在先前幾百年已在這裏建立—來到這裏,隨著1683年中國再次恢復與東南亞的正式貿易,每年抵達巴達維亞的船隻數量已從3-4艘增加到20艘左右。來到這裏的許多人屬非法移民,他們從巴達維亞附近的小島或孤島登陸,再前往北部爪哇港口。新到的中國移民主要來自廈門、廣東、鎮海和寧波。[4]

華人在印尼經營各種各樣行業,他們是勤勉的漁夫、園丁、木匠、建築商和釀酒師;華人在巴城種植甘蔗,開設糖廠,很大程度促進了巴城的繁榮。蔗糖業幾乎全部為華人所控制。但是,華人主要經營的還是商業。印尼的華商有三類:一是每年乘季風來去的海商;二是僑居萬丹等地的大批發商,他們擁有貨棧和船隻;三是人數眾多深入農村採購香料的小商販。這三類商人互相依賴,聯手經營印尼諸島貿易,構成緊密的商品購銷網路,其優勢為西方商人所不及。華商充當東印度公司與印尼之間的貿易仲介商,是爪哇其他人民無法取代的。他們承包東印度公司的稅餉。1644年,巴城21項稅餉中,華人承包了其中最重要的17項。[5]中國商人幾乎左右了巴達維亞的商業活動,以致于有人認為巴達維亞貿易是「中國海上貿易的一個重要分支」。[6]

荷蘭人委任華人首領即所謂的甲必丹(Kapitein)和雷珍蘭(Luitenant),實行民族自治。1640年,巴城當局設立了被稱為「武直迷」(boedelmeeters)的公益慈善機構,負責經營去世華人遺產,將收益用於支付華人醫院和孤兒院(weeshuis,又叫「美色甘厝」)開支。華人私有財產受到保護,資本積累受到鼓勵,一個富裕的華人中產階層出現了。[7]比較著名的華商和漢人僑領有Bencon,Jancon和Simsuan。據荷蘭學者G.Schlegel考證,Jancon可能是廣東方言Yan-kong,漢名「甄缸」。日本學者岩生成一則認為應作「楊公」。荷蘭學者包樂史在檔案中找到Jancon的親筆簽名(「花押」),認為Jancon系廣東音「Sumkan」(「心肝」)演變而來。Jancon于1620年從萬丹遷到巴城,1625-1629年回到中國,不久又前往巴城,擔任巴達維亞築城的重要人士,幷承包各種稅收,1639年8月31日去世。[8]巴城華人以福建人為眾,然廣東僑商也不容低估。

[1]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1624-1662)》,頁172。

[2]凱特(W.J.Cator)著、王雲翔等譯,《荷屬東印度華人的經濟地位》,頁10。

[3]《明史》卷325〈和蘭傳〉,頁8437。

[4]尼古拉斯·塔林(Tarling,Nicholas)主編、賀聖達等譯,《劍橋東南亞史》(I),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頁287。

[5]包樂史(LeonardBlussé)著、莊國土、程紹剛譯,《中荷交往史(1601-1999)》,頁11

5、121。

[6]范勒爾,《印尼的貿易與社會》,頁129,轉引自薛國中:《15-17世紀中國在東西方海上貿易中的地位》,載吳于厪主編,《十五十六世紀東西方歷史初學集初編》,頁341。

[7]包樂史(LeonardBlussé)著、莊國土、程紹剛譯,《中荷交往史(1601-1999)》,頁115。

[8]李慶新,〈廣東商民在印尼群島〉,荷蘭駐廣州總領事館編,《航向珠江—荷蘭人在華南(1600-2000年)》,廣州:廣州出版社,2004,頁58-60。

五餘論

17世紀以後,荷蘭人、英國人、法蘭西人、丹麥人、瑞典人繼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之後,競相以各自方式繞過好望角,開拓全球性海洋貿易,尋找他們在亞洲貿易中的份額。在這個世紀中葉,荷蘭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正如美國學者PaulA.VanDyke先生所說,1602年建立的東印度公司(VOC)公司設法與中國開展貿易,在臺灣建立殖民統治,從葡萄牙人手中奪取大部分香料貿易,有效地與亞洲商人在暹羅和日本開展競爭,他們的影響範圍實質性地擴展到亞洲所有海上貿易區域,在全球性貿易中建立了一個高效的、新的里程碑,在亞洲沒有其他實體能自誇這樣的杰作。[1]

對於荷蘭人成功的原因,西方學者Steensgaard,DeVries和Israel著眼於如下相關因素:政府與商業有緊密聯繫,荷蘭財政和勞工制度的多樣性和靈活性等。PaulA.VanDyke則更強調荷蘭東印度公司(VOC)本身經營的成功。他認為,公司將荷蘭政治和經濟的意向統一在「國家壟斷」之下。荷蘭的壟斷長期沿著世俗的、沒有宗教束縛和義務的方向發展,能够更集中在直接獲得利益。其次,VOC有一個與國家意向相符合的明確的長期目標。香料壟斷被看作能够達到聯合省經濟繁榮,同時打破葡萄牙人在亞洲的壟斷,和西班牙人對尼德蘭的政治控制的一種途徑。第三,VOC在亞洲創造了卓絕的交通和海運網路,商品與市場訊息快速而有效地在巴達維亞總部和亞洲邊區村落傳遞,使得公司智勝它的競爭對手。[2]

荷蘭人的「海上霸權」已經被歷史學家作為奇迹而稱道。然而,荷蘭人對中國貿易並不是一帆風順和令人滿意的。由于先來的葡萄牙人盤踞澳門,占儘先機,後到的荷蘭人在廣東沒有分享到多少貿易份額;清初荷蘭人多次派遣使節,尋求與中國建立正常外交關係,發展自由貿易,但不能如願以償,中荷官方關係始終停留在朝貢體制下的外交層面,而沒有實質性的大規模的直接貿易。

明末荷蘭人占據臺灣,控制著東南沿海與東北亞、東南亞海上交通貿易樞紐,但在閩台貿易也占不了多大便宜,原因有兩方面:一是月港體制不允許外國人前往漳州貿易,荷蘭人只能以臺灣為基地,以福建商人為仲介,采用預付資金、按樣加工、期貨貿易等方式開展貿易,這樣就受制于福建商人。荷蘭東印度公司事務報告多次提到福建商人許心素(Simsou,XuXinsu)等以承包形式獨攬福建與公司的全部貿易,返還訂貨非常遲緩,有時甚至比商定的一個月或六個禮拜拖後三個月,結果使得公司無法估計資金支付後何時能夠得到供貨。這種拖欠給公司帶來不利影響,運往日本的絲綢因而比原計劃減少200-300擔。福建商人往往臨時提高商品價格,有些商品的購入價甚至高出一般價格的50%,造成經營成本增高。荷蘭人還得悉,公司的預付的資金在未用于交易之前已為許心素等商人利用于其他地方貿易,福建地方當局與許心素同流合污。因而荷蘭人試圖改變交易方法,在大員以高價吸引中國商人前來交易,控制中國貿易,擺脫對許心素等中國商人的依賴。1629年,巴達維亞當局通知臺灣納茨長官,「不宜只與諸如許心素等中國人貿易,這樣做的特別是我們不許他們再贈送禮品,也不許為絲綢或其他物品的供貨預付20000至60000-70000的大筆資金,而是用現金當場購貨。」[3]閩台貿易主動權始終控制在福建方面,荷蘭人的貿易策略效果幷不明顯。二是荷蘭人在臺灣的殖民統治時間不長,1662年被趕出臺灣,中國與東北亞、東南亞貿易主動權轉移到明鄭政權手中,荷蘭東印度公司幾乎失去福建貿易。巴達維亞當局改變策略,一方面加强與廣東的「王商」貿易,另一方面采取「懷柔」政策,以稅收優惠等政策吸引各國商人(包括中國商人)前往吧城貿易。

英國學者赫德遜(G.F.Hudson)說,16世紀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外擴張與天主教會的傳道是密切結成聯盟的。[4]1494年6月7日,在羅馬教皇亞歷山大六世的調解下,西、葡兩國簽訂了《托得西拉斯條約》,規定在佛德角群島以西370裏格處,從北極到南極劃一分界線,即「教皇子午線」,線以東新「發現」的土地歸葡萄牙,以西歸西班牙。麥哲倫船隊航行到摩鹿加群島,兩國對該群島的歸屬又起爭議。1529年4月22日,兩國再簽《薩拉哥薩條約》,在摩鹿加群島以東17度處,再劃一分界線,以東屬西班牙,以西歸葡萄牙;按照條約,西班牙幾乎獨占美洲,葡萄牙則把亞、非地區劃入殖民範圍。葡萄牙、西班牙王國與羅馬教廷携手推進全球性商業殖民與天主教傳播,葡萄牙、西班牙在海外的殖民利益得到教會的支援;相應地,對于葡萄牙、西班牙兩國在海外殖民地,殖民當局負有為教會提供財政資助、安全保護、推動宣教等義務,教會在各殖民地也參與决策管理。

與天主教舊世界不同,經歷宗教改革洗禮的荷蘭、英國等新教國家代表近代世界的新精神和新制度,沿著世俗的、沒有宗教束縛和義務的方向發展,不少學者認為,他們毋需象伊比利亞人那樣不得不考慮僧侶統治集團,能够更集中在直接獲得利益,因而具有更旺盛的擴張力和開創精神。不過事情遠不是那麽簡單,荷蘭人甩掉了教會這個宗教包袱,却把它推到了對立面。17世紀以後,新舊歐洲連同新舊教會的較量延伸到亞洲的殖民地和勢力範圍;荷蘭人在東印度的擴張節節勝利,但是進入中國的努力則遭到葡萄牙人和教會的聯合抵制,正如法國漢學家艾田蒲(ReneEtiemble)所雲,荷蘭派往北京的所有使團「都受到了耶酥會傳教士們的頑强的反擊」。[5]

[1]PaulA.VanDyke,HowandWhytheDutchEastIndiaCompanyBecomeCompetitiveinIntra-AsianTradeinEastAsiainthe1630s,ITINERARIO,volumeXXI(1997)number3,LEIDEN,GRAFARIA,1998,pp.41-56.

[2]PaulA.VanDyke,HowandWhytheDutchEastIndiaCompanyBecomeCompetitiveinIntra-AsianTradeinEastAsiainthe1630s,pp.41-56.

[3]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莎(1624-1662)》,庫恩(JanPieterszCoen),巴達維亞,1629年3月18日,頁93。

[4]赫德遜(G.F.Hudson)著,王遵仲等譯,《歐洲與中國》,頁268。

[5]艾田蒲(ReneEtiemble)著、許鈞、錢林森譯,《中國之歐洲》(上),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頁216。

教會與葡萄牙、西班牙站在一邊反對荷蘭,是因為他們是經濟與宗教的同盟者,具有共同的經濟利益和宗教利益,阻止荷蘭人進入中國,意味著歐洲舊世界聯手阻擊新世界經濟霸權的興起與擴張,同時防止加爾文新教向中國傳播。不止一次,荷蘭人與中國或廣東官方的正式交往遭到教會的明裏暗裏的阻撓和破壞。例如1656年荷蘭使團來華,葡萄牙人和耶酥會士在廣州、北京通過各種渠道「詆毀」荷蘭人,激起中國人對荷蘭人的「偏見」和「憎恨」。那位在北京擁有巨大影響力的著名耶酥會士湯若望,「以極其巧妙精明的手段讓大理院相信,荷蘭人是些强盜,十惡不赦的壞蛋,是從一個偏僻的小角落裏糾集在一起的」。在荷蘭使團到北京之前,湯若望已經「提醒皇帝要注意那些推翻了他們的合法的國王統治的逆賊,决不能與他們簽訂貿易協定」;使團抵京後,湯若望又提示,「他們的禮品不是荷蘭的,幾乎全都來自其他國家,而且這些新來的人好像把陛下當作一個公司的老闆來對待。」結果確實如葡萄牙人和耶酥會所期待,荷蘭人從清朝那裏只得到一個「微不足道的特許權:每八年派遣一個小使團的權利」。[1]葡萄牙史家徐薩斯(C.A.MontaltodeJesus)表彰教會的功績說:「儘管荷蘭使團卑躬屈膝地扮演了進貢者的角色,還是受到了清廷的冷遇和侮辱,這都是耶酥會教士們的功勞。」[2]

近代早期,歐洲有一句「包含真理和詩意的格言」:「戰爭、商業、海盜,它們是一丘之貉,而並非互不關聯。」[3]確實如馬克思在《資本論》所指出:「在優勢統治地位的商業資本,到處都代表著一種劫奪的制度,它在舊時代和新時代的商業民族中發展,也始終和暴力劫奪、海盜、綁架奴隸、殖民地征服的行為直接地結合在一起。在迦太基、在羅馬,在後來的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蘭人等等中間,情形都是這樣。」[4]荷蘭人與西方其他殖民者一樣,海盜擄掠和合法貿易與時俱進。與東南亞比較,荷蘭人在中國的活動總體來說還算「規矩」,但也幹了不少壞事,如侵擾福建沿海,在吧城屠殺華商(紅溪慘案)。明清官方拒絕荷蘭人提出的自由貿易要求,固然是由于傳統「華夷之辨」觀念影響,對外部世界愚昧無知,對荷蘭人存有戒心,以及「朝貢」體系束縛,具有不合時宜一面;但面對暴力,自我保護,毫無疑問具有正義性和正當理由。荷蘭人無法打開中國自由貿易大門,也是咎由自取。

荷蘭人對華關係與自由貿易始終打不開局面,根本原因在于它面對的是一個古老而保守的、强大的明清帝國。明清統治集團信守「重農抑商」傳統,所有的對外關係都必須符合幷納入按照帝國傳統建立起來的朝貢體系。明後期的開放貿易是局部的而不是全方位的,先是在廣東,後來在福建,沿海其他地區長期處于禁止狀態;持續不斷的海盜活動,造成明朝海疆防禦的長期壓力,統治集團「對當時危局的反思也加强了國家政府控制外國人和限制私人貿易的傳統傾向。」[5]所以,明朝制定了一系列規則禁例,企圖規範外貿活動,把中外貿易限制在官方可以控制的範圍之內,「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6]清前期的外交理念與貿易體制與明朝一脉相承,在明鄭政權覆滅以前,東南沿海貿易環境比明後期更加糟糕。鴉片戰爭前,除了葡萄牙人之外,荷蘭人與先後叩關求市的西班牙人、英國人、法蘭西人、丹麥人、瑞典人都獲得大體相同的「待遇」。

17世紀還不是在中國建立具有近代意義上的國際海洋貿易體系的時候,東西方世界無論在觀念和制度上都存在巨大差异,源于意大利商業城市共和國的侵略性海權主義與受中國傳統的重農抑商思想主導閉關鎖國政策難于調和,公開對等的自由貿易不可能建立起來,所以荷蘭人只好無奈地接受中華帝國的朝貢體系,維持朝貢貿易,另外就是偷偷摸摸地走私。

TheRelationsbetweenCantonandNetherlands

inthe17thCentury

Abstract

Inthe17thcentury,theprovinces,Canton(containsMacao),FokienandFormosawerethemostimportanttradeandactivitiesareaofNetherlandsinChinaandplayaverygreatroleintheearlyhistoryofrelationbetweenChinaandNetherlands.

In1601,anarmadaofNetherlandsarrivedinCantonandhassettledforonemonthundertheleadingofVanNeck.ThemainintentionofthissettlingintheseaareaofCantonofNetherlandswastosetupthetradebaseinMacaoanddevelopthetradewithChinaasthePortuguese.However,becauseoftheoldChineseconceptofdisdainingtheforeignerandthepaytributesysteminChina,andalsothecriticalpositionofthecoastdefenceofChina,thegovernmentoftheMingDynastyhadwarinesstoNetherlands.Furthermore,thePortuguesealwaysmadetroubles,sothatNetherlandscouldn’tachievetheaims.ThentheytransferredtheirselvestoFokienandcolonizedinFormosaandtriedtodevelopthetradewithChina.

EarlyofQingDynasty,theDutchhasmadecontrabandinseaareaofCantonwiththeacquiescenceofthegovernmentofCanton.ThePingNanKingShangKexi(theSeigneur)andhissonShangZhixinhavecoinedmoneyintakingthechanceofit.FrederickSchedelandZachariasWagenaerhavebeensentondiplomaticmissiontwicein1652and1652andnegotiatedaboutofficialforeignrelationsandcommercebetweenChinaandNetherlands.In1656,PieterdeGoyerandJacobKeyzerfromEastIndiaCompanyofNetherlandspayedaformalvisittheemperorofChinaShunZhi.Inthe17th.century,alargequantitiesofcivilianalongthesea-shoreholdbusinesswiththeforeigner.ThebusinessmenfromCantonalwaystookBataviaandBantanHarborastheirimportantbusinessactivitiesarea.In1727,theChineseGovernmentallowedNetherlandstobuildChamberofCommerceinCanton.ThisopenedanewchapterintheannalsofrelationsbetweenChinaandNetherlands.

KeyWords:the17thcenturyCantonandNetherlandstradeanddiplomatism

[1]艾田蒲(ReneEtiemble)著、許鈞、錢林森譯:《中國之歐洲》(上),頁218-219。

[2]徐薩斯(C.A.MontaltodeJesus)著、黃鴻釗、李保平譯,《歷史上的澳門》,頁80。

[3]里奇(E.E.Rich)、威爾遜(C.H.Wilson)主編、高德步等譯,《劍橋歐洲經濟史》第5卷《近代早期的歐洲經濟組織》,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頁250。

[4]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頁371。

[5]謝和耐(JacquesGernet)著、耿昇譯,《中國社會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頁364。

[6]許孚遠,〈疏通海禁疏〉,陳子龍等,《明經世文編》,卷400,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4333-4334。

17世紀廣東與荷蘭關係述論下责任编辑:飞雪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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