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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改革思想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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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韬学贯中西、思想超前,是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的先进代表,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外交等方面提出许多改革主张,其中得以亲身实践的唯有教育领域。王韬在教育目的、目标、对象、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提出诸多创见,形成独特的教育改革思想,并在担任上海格致书院山长期间付诸实践,在社会上起到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培养了一大批新式人才,对中国教育近代化具有先驱意义。

关键词:王韬;教育改革;思想启蒙

王韬(1828—1897年)是清末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面对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困局,他针砭时弊,推崇西学,倡导改革,其改革主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领域,但真正付诸实践的只有教育领域。王韬在教育目的、教育目标、教育对象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还在担任上海格致书院山长期间开展一系列教育改革,为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行了有益探索,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探讨王韬学校教育改革思想,不仅对学校教育史研究有较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对深化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也有现实意义。

一、教育目的:富国强兵

近代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落后挨打、割地赔款的残酷现实惊醒了一批先知先觉的中国人,他们倡导变法革新,探索中国富强之策,王韬便是这批先进分子中的杰出代表之一。王韬从小胸怀经世报国的远大抱负,多次参加科举谋求功名,但均名落孙山。尽管如此,王韬仍怀着强烈的经世热情,积极向清政府官员建言献策,希望能够受到重视和采纳。在遭到清政府通缉流亡香港期间,王韬饱受饥寒之苦,但依然关心国家前途命运。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此岂肉食者所能远谋,而草野布衣所私心窃虑者也。”[1]难能可贵的是,王韬在欧洲游历期间,以超凡的智慧和勇气,在英国公开场合上舌战英国商人,痛斥英国向中国输出鸦片的严重危害,体现了一名中国人的拳拳爱国之心。王韬敏锐地认识到人才在国家兴衰中的重要作用,反复强调人才的重要性。他指出:“夫贤才者,国家之元气也。贤才在上则国治,贤才在下则国乱。”[2]“天下之患,不患在贼而患在无人才。朝廷之上一切设施,不患在持法而患在行法之无人。”[3]王韬认为,中国当务之急是培养人才,“故今日我国之急务,其先在治民,其次在治兵,而总其纲领,则在储材”[4]。学校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渠道,王韬从国家富强角度论述人才问题,其学校教育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然也在国家富强。王韬的教育实践反映了其教育目的。王韬担任上海格致书院山长后,着眼中国富国强兵,突破原先局限“格致”的办学范畴,引导学生不仅要学习西方自然知识和科学技术,而且要关心国内外大事,讨论时事政治,关注西方政治制度等。王韬主持的考课活动,将时务特别是中国富强治术作为考课命题的重要方向,促使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探讨中国富强之道。王韬晚年看到上海格致书院蓬勃发展、人才辈出的盛况时,十分欣慰地说:“余老矣,行将拭目而观中土人才蒸蒸日上,通知时事,为国家立富强之基也,岂不幸哉!岂不快哉!”[5]再次验证了王韬把富国强兵作为教育的目的。王韬还认为,“君与民近而世治”,学校教育在国家治理中具有“上下相通”的联络功能。“古者里有塾,党有庠,乡有校,读法悬书,月必一举。苟有不洽于民情者,民皆得而言之。上无私政,则下无私议。以是亲民之官,其为政不敢大拂乎民心。”[6]王韬希望通过学校教育,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传,为国家富强创造良好政治环境,“君民之分亲矣,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侮……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7]。可见,王韬强调学校教育联络上下的功能,其目的依然是国家富强。

二、教育目标:新式人才

传统教育依附于政治,其目标是为封建政权培养人才。受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思想的影响,传统人才观带有伦理至上的道德主义色彩,认为人才是指具有良好品德和掌握儒家经典原理的人。王韬审视了古代以来的人才状况,发现官方所倡导的人才往往“有名无实”,举人、进士、翰林等,属于封建社会的主流“人才”,但严重脱离实际,对国外政治、民情、地理等情况都不了解,甚至对国内事务治理也茫然无策,“及问其何以察吏,何以治民,则茫然莫对也”[8]。为此,王韬提出人才有“真才”和“伪才”之分,“世有真才,亦有伪才。伪才之与真才,犹碔砆之于宝玉,鱼目之于珍珠,久之而后知,而不能猝辨也;试之而后见,而不能空说也”[9]。王韬从“尚实”的角度,把实用作为甄别人才的重要标准。“所以甄别人才者,直言极谏,舆图象纬,一切专求乎实用。”[10]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多样化、多规格的专门人才。传统人才观追求“全才”,视技能技术为“奇技淫巧”。王韬突破了“君子不器”的桎梏,认为人才可分为多种,“才有数等:有吏才,有将才,有匠才,有出使之才,有折冲御侮之才,有明体达用之才、有应急济变之才”[11]。以上各类人才虽然不是传统所倡导的“全才”或“君子”,但他们术业有专攻,拥有一技之长,都是富国强兵所需要的实用人才。王韬认为,传统学校教育为封建政权培植大量无真才实学的官吏,无益于国家富强事业,必须改革传统学校教育,培养社会发展需要的实用“真才”。王韬欲求“真才”的教育观与上海格致书院的办学宗旨不谋而合,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表明出任山长的目的就是为国家培养新式人才。“近以沪上中西董事公举,承乏格致书院,忝居掌院。拟广招生童,前来肄业,延请中西教读,……务期有益于时,有用于世,为国家预储人才,以备将来驱策。”[12]王韬在上海格致书院期间,围绕为国家培养新式人才的教育目标,把书院办学与国家富强、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对招生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进行了全面革新,颠覆了传统学校教育模式,开创了中国近代学校教育之先河,培养了一大批新式实用人才。

三、教育对象:面向大众

传统官学教育对象范围十分狭窄,呈现等级化、特权化、小众化的特征。王韬主张扩大教育对象,实现教育普及化、多元化、大众化。一是普遍设立新式学校。王韬十分赞赏法国学校教育制度,在《重订法国志略》一书中介绍,法国教育分为太学、国学和小学三级,其重点在小学和国学,小学数量众多,遍布各个市镇。王韬主张借鉴法国教育制度,由政府在国内每省、每郡、每州、每邑,设立文武学塾,作为人才培养基地。王韬还希望社会有识之士在中国各地广设新式学校。19世纪70年代初,中国近代教育家容闳在广东香山县南屏创办义学,王韬获悉后专门撰写《征设香山南屏乡义学序》一文,高度评价容闳的办学行为,指出办义学不但可以为国家培养人才,而且可以造福桑梓,“诚能乡设义学,教导有序,则子弟之俊秀可造者得以习文,资秉鲁钝者亦得工于艺,直可使野无遗贤,里无废人,其效之可睹盖有如此者”[13]。二是倡导女子教育。王韬在欧洲游历期间考察了英国女子教育状况,认为男女平等接受教育是西方国家教育成功的重要体现。针对中国传统学校教育漠视女子教育的弊端,王韬建议借鉴西方国家经验,设立女子学校,让广大女子与男子同享教育权利。“西国重女教,立女书院,中国宜仿其意……各省立女学校,延女师教之,习六经六学……立女学校教之,女才出矣。”

王韬还发出“夫女不读书,教之何益?”的慨叹,呼吁更多国人关注女子教育。三是扩大教育对象。上海格致书院实行开门办学,“凡聪幼文人有志考求者,皆许来院习学”[15]。这种愿者来学的招生方式,使上海格致书院发展成为一所面向全国的学校。根据王尔敏先生统计,格致书院1886—1893年课艺获奖学生共86人,从考课学生的籍贯看,其中江苏籍37人,浙江籍11人,广东籍6人,安徽籍5人,湖南籍3人,福建籍2人,天津、山东、河南各1人,籍贯不详者19人;从获奖考课学生身份看,在86名优胜者中,举人5人,贡生54人,监生3人,以上科甲出身人员共62人,占全部获奖总人数的72%。[16]格致书院教育对象十分广泛,不仅遍布中国9个省份以上,而且涵盖不同类型和层次的知识分子。四是开展幼儿教育。王韬认为,幼儿可塑性强,培养新式人才需从娃娃抓起,“夫人之造端,贵乎始基。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所谓先入者为之主也,幼学而壮行,家修而廷献,其所系於自少教习者,岂可缓也哉”[17]。上海格致书院打破年龄的限制,开设格致预科班,专门招收10至14岁男童入院学习,教授英语、数学、地理等课程,为这些儿童将来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打下基础。此外,王韬继续保留上海格致书院社会教育的功能,将院内教育资源向社会开放,允许书院外人士参观博物院和书房;举办各类科学讲座,允许书院外人士前来听讲,使上海格致书院成为当地闻名的科教基地。

四、教育内容:引进西学

传统学校教学内容局限于儒家经典知识和思想道德领域,较少涉及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学科,务虚而薄实。王韬经过中西学对比后认为,既然传统教育内容通经而不能致用,就应该引进先进的西学。他指出:“中国数千年精神悉具于六经。而西者,绩六经之未具,又非中国诸子百家所能言,故浅而用之。西学皆日用寻常之事,扩而精之;西学即身心性命之原。”[18]综观王韬的学校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其倡导的教学内容与西学密切相关,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外国语言

文字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往来日益密切,需要通过语言文字相互交流,洋务运动也急需通晓西方语言文字的人才。王韬认为,掌握西方语言文字是认识西学、学习西学的前提,主张在口岸设立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国家亦当于各口岸设立译馆,凡有士子及候补人员愿肄习英文者,听入馆中,以备他日之用。”[19]王韬还建议,这些学生学成后,可以让他们翻译西方国家有关机器、格致、舆图、象纬、枪炮等科技书籍,从而让国人了解和掌握西方先进科技。上海格致书院也把教授西方语言作为重要的办学内容。

(二)格致之学

随着口岸开放和国内风气渐开,学习西方先进器物逐渐成为当时近代中国的社会潮流。王韬主张把格致之学纳入学校教育内容。如,王韬建议在各口岸设立艺术院,讲授光学、化学、电学、重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以及枪炮、船舰等机器制造技术,培养富国强兵需要的实用人才,以摆脱西方人士的牵制,“将见不数十年间,各处厂局,皆我中国之人主理其事,不必假手于西人”[20]。以“格致”命名的上海格致书院更是肩负起传播格致之学、培养格致之才的重任,王韬在制订教学内容时,规定讲授西国语言和自然科学。

(三)西方哲学

王韬认为,要改变长期禁锢国人的传统经学思想,需从学习西方哲学入手。王韬在上海格致书院已有的课程基础上,增加西学哲学科目,教师在讲授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时,有机渗透西方哲学方法论,引导学生树立实证的思维,反对凭空想象和捏造。上海格致书院还把西方哲学作为考课内容之一,如1889年李鸿章所出的考课题目有关西方哲学内容,“问《大学》格致之说,自郑康成以下无虑数十家,于近今西学有偶合否?西学格致,始于希腊阿卢力士托尔德(亚里士多德),至英人贝根(培根)出,尽变前说,其学始精。逮达文(达尔文)、施本思(斯宾塞)二家之书行,其学益备,能详溯其源流欤?”[21]题目中亚里士多德、培根、斯宾塞都是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

(四)西方政治制度

王韬认识到,洋务派仅在器物层面改革,不可能实现中国富强的目标,必须在制度层面进行深层改革。“今沿海各直省皆设有专局,制枪炮,造舟舰,遴选幼童出洋肄业,自其外观之,非不庞洪彪炳,然惜其尚袭皮毛,有其名而鲜其实也。”[22]上海格致书院原先只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王韬担任山长后,主张在学习西方语言文字、自然科学技术、哲学的同时,研习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上海格致书院曾多次以西方议院、法律等为考课题目。如1893年,郑观应以“中国是否适宜设立议院”为题,要求考生考察、评价西方议会制度,结合国情分析在中国设立议会的利弊。

五、教育方式:注重实效

在传统学校里,讲授者机械化地照本宣科,单方面向学生灌输科举考试知识,教学方法死板,教学手段单一,教学效果不佳。王韬深受西方近代学校多样化教学方式的影响,探索创新上海格致书院的教学形式、方式、方法,取得广泛影响。

(一)开设公共讲座

上海格致书院成立初期,主要通过展示西方格致器具、出售翻译成中文的西方书籍来传播西学,并未开展具体的教学活动。从1877年起,上海格致书院举行科学知识讲座,民众可自由前往听讲。王韬担任山长后,继续采用公开讲演的形式。1895年,上海格致书院曾于每周六晚举行讲座,讲座内容涉及矿物开采、解剖学、工程等,吸引了众多听众。此后,举办讲座成为上海格致书院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据郝秉键先生研究,在上海格致书院通过讲座教习的教师多达数十个,其中傅兰雅、华衡芳、傅绍兰(傅兰雅之子)、陆仁堂等主持数学讲座,徐寿、栾学谦、秀耀春(美国传教士)、来门义尔(美国人)等主持化学讲座。[23]值得肯定的是,上海格致书院尽管办学经费紧张,但开设的公共讲座都免费向民众开放。

(二)实行班级授课制

1879年,上海格致书院曾发布招生公告,设西国语言文字、格致实学两个专业。但由于办学经费、师资、生源不足等原因,未能正式开班授课。后在王韬的积极努力下,上海格致书院开设学塾、预科班等,实行分班讲授,书院课程纲目中专门提到分班授课这种形式,“招集生徒,分班细教,学者常居院内,月教格致各门”[24]。这种分班授课组织规范、知识传授系统,学生接受较高程度的科学文化知识教育。1890年,上海格致书院聘请英国学者白尔敦来院讲学,招收生徒,分班教学。白尔敦拟开设五个专题,分别是“论化电器之情形”“论勒氏发电筒”“论通电简便之法”“论电气吸铁器之各用甚繁”和“论电气能镀金”。格致书院还专门制订收费办法,“凡来学者,每月拟纳修金十元,房饭在内,如外居而朝来暮去者,月收六元”[25]。后来,随着到上海格致书院求学的学生增多,书院也开办一些专科班和学习班,形成较大的办学规模,班级授课制初见成效。

(三)运用实验等教学方法

传统学校一般采取讲授式的教学方法,既有通俗化和直接性的优点,又存在“填鸭式”“满堂灌”的弊端。上海格致书院除采取讲授式教学法外,还倡导综合运用实验、讨论、问答等多种方法,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作用。《格致书院会讲西学章程》指出:“本书院所设此举,意在倡引鼓励,并非坐馆塾师逐字课读者比。所有功课,全赖学者自行工苦,殷勤习学,本书院不过略助讲解,以便明通而已。”“学课中遇有须演试者,拟用院内已有之器具,订期在院依法试验,或用影戏灯等法,显明其理。以上各事,一概不取分文。”[26]自然科学知识讲授不同于传统儒家经典知识的灌输,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教学方法。书院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经常采取实验法,使用仪器设备进行各种科学实验和演示。书院课程纲目指出:“一为公讲格致大纲,并用器且演试,以便众人观听而增识见”[27]。实验法在当时十分新奇、先进,教师与学生都能饶有兴趣地进行教与学,课堂教学更加直观、生动,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起到传统单一口授教学所不能达到的教学效果。徐寿指出:“讲习格致之学,非徒言传,必须目见,尤必身亲尝试,口讲指画,而后能析其疑义,尽其妙用。”

上海格致书院十分重视实验器具的配备,不仅积极从国外募捐格致器具,而且投入许多经费购买科学仪器。据上海格致书院的财务报告统计,1878至1882年,格致书院购置科学仪器共花费白银1705.896两,超过同期书院用于支付人员工资等开支费用1153.977两,这对办学经费一向紧张的上海格致书院是一笔不小的开支。[29]可见,格致书院十分重视运用实验教学法培养新式人才。六、结语中国学校教育近代化,是在对传统教育批判、传承的基础上,学习借鉴西方近代教育的先进理念和方法,逐步实现学校教育目的、教育目标、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方面的近代化。坎坷的科举历程、独特的人生经历、长期的海外漫游、赤诚的爱国之心,使王韬成为一名出色的教育改革家。他提出许多富有价值的学校教育改革思想,并积极付诸实践,加速了中国学校教育近代化进程。在教育目的方面,王韬紧扣富国强兵的时代主题,强化了学校教育服务现实社会的使命;在教育目标方面,王韬主张培养“具有一技之长”的“真才”,适应了社会发展对人才的多元需求;在教育对象方面,王韬推崇学校教育普及化,推动了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在教育内容方面,王韬积极引进西方国家语言文字、西方科学技术、西方政治制度、西方哲学等内容,促进了中西文化融合发展;在教育方法上,王韬推行班级授课等教学方式,采用实验法等新式教学方法,促进了中国学校教育科学发展。

总之,王韬学校教育改革思想和实践超越了同时代大多数的思想家、教育家,为推动中国学校教育近代化进行了有益探索,提供了宝贵借鉴,产生了深远影响。王韬学校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也存在一些历史局限和不足,但不能因此否定他为中国学校教育近代化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当前,学习借鉴王韬改革思想和创新精神,对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大力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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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王尔敏.上海格致书院书院志略[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73.

[23]郝秉键.上海格致书院及其教育创新[J].清史研究,2003(3):92.

[29]徐寿.司库关于格致书院的财务报告[N].北华捷报,1883-04-18.

作者:陈超凡

学校教育改革思想探究责任编辑:张雨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