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教育杂志范文
地方教育杂志范文第1篇
在我国古代教育史、近代教育史、现代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许许多多的古代教育家、近代教育家、现代教育家和外国教育家,研究了各种社会形态、各个社会历史阶段教育,研究了教育领域各个方面的问题。教育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徐老曾经对教师们说,如果你想成为教育专家,就要下苦功夫钻研教育科学,并把学习课本和实际运用结合起来。
如果你能运用教育科学原理解决实际问题,又有所开拓创新,那就是教育专家了。教学工作是学校的经常性的中心工作,教育刊物,即使是中央和省的教育机关刊物,也应当研究教学问题,引导教师学习教材教法,钻研教学业务,提高教学艺衣一、强调了教育机关刊物的指导性原则。中央和地方教育行政机关主办的综合性教育杂志,一定要代表教育机关加强对教育和教学工作的指导性。
一、强调了教育机关刊物的指导性原则。中央和地方教育行政机关主办的综合性教育杂志,一定要代表教育机关加强对教育和教学工作的指导性。
地方教育杂志范文第2篇
一、综合性中小学学生期刊发行现状
中小学教育期刊主要是面向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发行的杂志。按照读者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供教师和教育管理者阅读和供在校中小学学生阅读两类，后一类又可分为主要关注应试教育的教辅类和以素质教育为导向的综合类，即本文所称的综合性中小学学生期刊。以下我们从发行品种、发行数量两方面对综合性中小学学生期刊做一简单梳理。
(一)发行品种繁多，同质化现象严重
通过查阅浙江省报刊发行局印发的《2017年报刊目录》可以发现，2017年在浙江省内发行的具有独立邮发代号的杂志共有7847种(不包含全年刊、半年刊)，归在“中小学教育”类目下的有965种，占比为12.3%。剔除其中因为与邮局合作发行而单设邮发代号的19种，剩下946种杂志。这中间，综合性中小学学生期刊有264种，占比27.9%。进一步分析264种期刊，可以发现它们主要是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中央或省级共青团、妇联、文联、科技部门以及各级出版社、相关高等院校办的，刊物定位宽泛，内容大同小异。比如刊名直接出现“小学生”的就有20种，如《小学生》《当代小学生》《小学生时代》《小学生天地》《小学生之友》等。
(二)发行数量逐年下降，生计堪忧
表2中，我们统计了部分综合性中小学学生期刊近3年在浙江的邮发情况，其中“邮发数”包含了通过邮局订阅和邮政网点零售两部分。表中的6本期刊可以分成3类，《我们爱科学》《儿童文学》是共青团中央主管、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主办的部级期刊;《读者》和《意林》是地方期刊的优秀代表，前者是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老牌名刊，后者由长春市文联主办;剩下两本则是浙江本土的经典少儿读物。横向比较，部级期刊的境况稍好，地方优秀期刊的发行情况差强人意，最艰难的是浙江本土期刊。纵向分析，6本代表性杂志的发行情况相当一致，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无一例外。事实上，据笔者观察，除了具有品牌优势或者渠道优势的杂志以外，目前三四线的学生期刊生存都较为艰难。比如浙江省的综合性学生期刊中，《小学生时代》《中学生天地》具有明显的渠道优势(其主管主办单位为浙江教育报刊总社，隶属于浙江省教育厅)，近年来发行量虽略有波动，但依然保持在百万级别。而像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主办的《幽默大师》、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主管的《小爱迪生》等，虽是曾经有较强品牌影响力的刊物，如今却也难逃衰退的命运。
二、综合性中小学学生期刊内外部环境分析
在讨论综合性中小学学生期刊的发展策略之前，首先需要了解其内外部的生存环境。在此，我们主要以“PEST分析模型”、波特“五力模型”为工具，对综合性中小学学生期刊所处的宏观环境和行业环境作简要分析。
(一)从“PEST分析模型”看宏观环境
PEST分析是一种宏观环境分析方法。P是政治(politics)，E是经济(economy)，S是社会(socie-ty)，T是技术(technology)。在分析一个企业或行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时，通常通过这四个因素来进行分析。
1.从政治角度看，文化体制改革正在改善市场环境，但行业壁垒依然存在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市场经济逐步完善，但文化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直到本世纪初才迎来突破。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要“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2005年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这标志着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了全面推进的阶段。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文化体制改革已经取得巨大成就，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关系日渐理顺，一大批体制内的文化事业单位实现转企改制，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各类市场主体得到了公平竞争的机会。反映在期刊市场，就是诞生了一批新锐杂志，比如创办于2003年，并且在随后几年风光无限的《意林》就是其中的代表。与此同时，也有一批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三四线杂志走到了举步维艰的境地。但是，在市场环境一路向好的背景之下，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行业壁垒的存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域割据难以撼动，一批从全国来看同质化严重的杂志，在本省内却一直保持较高的发行量;二是渠道优势依然明显，综观各个省区内，发行数量占优的多是与教育相关机构有各种联系的期刊社。
2.从经济角度看，民众文化消费水平提升的幅度落后于居民收入的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增长，浙江更是其中的排头兵。表3列出了从2010年至2016年浙江省经济发展及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几项关键性指标。可以看到，“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从2000年到2016年增长2.75倍，达到了3452元，绝对值增幅很大，但相对来看，这一增幅却落后于人均GDP的增长，也落后于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增长。所以，对文化产业而言，社会总体经济的增长固然重要，但居民文化消费意识的提升同样不可忽视。这就要求期刊行业能够提供更好的内容去提高居民的文化消费欲望。
3.从社会的角度看，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间的矛盾，使学生期刊发展左右为难
就社会因素而言，人口数量是一个必须考虑的方面。本世纪以来，我省在校生人数变化不大，以最具代表性的小学生人数为例，2000年全省小学在校生人数为353.8万，2016年该数字则为356.99万，期间虽有升有降，但基本维持在这一水平线上。所以，学生数量对中小学学生期刊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相较而言，社会在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间的争议对中小学学生期刊发行的影响更大。因为教辅期刊和综合性学生期刊共同瓜分了中小学学生期刊市场，一方的弱势就会引发另一方发行数量的增长。政府一直提倡素质教育，主要体现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上。从1955年建国后第一个减负文件《关于减轻中小学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开始，六十多年来从未中断，并且在上世纪80、90年代掀起了多个减负高潮，进入21世纪以后减负力度更是有增无减。每次减负，政府都会对教辅读物做出更严厉的限制，比如在《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中，2001版规定:禁止将一切形式的教辅材料编入《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2015版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入学校宣传、推荐和推销任何教辅材料。与此相对，民间虽然同样认同素质理念，但迫于升学就业的压力，在实际操作中更倾向于应试教育，体现在行动上就会更多地选择教辅读物而限制购买综合性期刊等其他读物。这就导致了中小学学生期刊发行形成了一个怪圈:政府掀起减负高潮时，教辅期刊发行量下降，综合性期刊相应增长;减负高潮之后，教辅期刊发行量又重新上升，综合性期刊发行量相应下降。但是如果放到更长的历史时期中看，素质教育终将替代应试教育成为主流，教辅期刊的发展前景显然不及综合性学生期刊。
4.从技术的角度看，互联网时代传统期刊已经面临巨大挑战
科技为期刊的出版发行带来了便利，比如排版印刷更简单了，与作者的联系更方便了等等，但同样带来了挑战。计算机技术的进步，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正在改变民众使用信息的习惯，电脑、手机已经成为接收信息的主要工具，沉浸式阅读变成了碎片化阅读，传统报刊正在面临自诞生以来最大的危机。从开设网站，推出电子版，到开通微博、微信，在层出不穷的新媒体面前，传统报刊不断调整着自己应战的姿态，但并没有改变被动和衰退的局面。积极转型也好，媒体融合也好，面对新媒体的冲击，传统报刊的前途并不明朗。
(二)从波特“五力模型”看行业环境
波特五力模型是迈克尔•波特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它认为行业中存在着决定竞争规模和程度的五种力量，即同行业内现有竞争者的竞争能力、潜在竞争者进入的能力、替代品的替代能力、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购买者的讨价还价能力，这五种力量综合起来，影响着产业的吸引力以及现有企业的竞争战略决策。通过“五力模型”，我们可以较好地理解行业环境。
1.现有竞争者的竞争能力
在中小学学生期刊领域，目前地方保护主义依然盛行。这降低了行业内部的竞争力度，同时也限制了优势期刊的发展壮大。按照竞争力的强弱，可以把现有的综合性学生期刊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依托主管主办单位的有利条件，具有明显渠道优势的杂志，可称为“地方诸侯”，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以及市场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其强势地位将不断被削弱。第二类是具有品牌优势的国家和地方优秀期刊，这一类杂志尽管在单一省市的发行量无法与“地方诸侯”较量，但综合全国来看，力量却不可小觑，未来它们有可能成为最具市场拓展潜力的品种。第三类是既没强势的渠道又没有品牌优势的三四线杂志，它们在目前的形势下已经陷入生存困境，今后可能最先被市场淘汰。
2.潜在竞争者的进入能力
潜在竞争者的威胁可以从进入市场的障碍、市场潜力以及现有企业的反应程度等几方面来看。想要进入期刊行业，刊号是最大的障碍。我国对期刊出版管理一直较为严格，2005年出台的《期刊出版管理规定》明确指出:期刊由依法设立的期刊出版单位出版。期刊出版单位出版期刊，必须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持有国内统一的连续出版刊号，领取《期刊出版许可证》。一般市场主体想要获得一个刊号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也是市场上存在刊号买卖、“一号多版”、“以书代刊”等问题的原因。可以说，在现有的管理体制下，潜在竞争者想要进入期刊市场尤其是综合性中小学学生期刊市场，困难重重。
3.替代品的替代能力
综合性学生期刊的替代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传统媒体，主要是适合中小学学生阅读的文学、百科知识等相关书籍和报纸;另一类是新媒体，包括以中小学学生为目标群体的网站、APP、微博、微信等。相对而言，学生报纸和图书已经存在很长时间，难以对期刊构成较大威胁。新媒体相比传统报刊更加方便快捷、更加形象生动、信息量更大，在价格方面也更有优势，正在慢慢改变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对综合性学生期刊发行的威胁会越来越大。但具体到中小学学生群体，新媒体类的冲击力会相对减弱。这是由于家长一般都比较担心子女沉迷网络影响学习，所以会对其上网的时间和行为做出限制。
4.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
一个容易被供应商钳制的行业不是好行业。期刊业的主要供应方是纸业和印刷业，其中，纸张占杂志成本的2/3左右，纸张价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期刊业的利润。比如2016年纸价的大幅上涨就极大地削弱了期刊业尤其是以发行收入为主的学生期刊的赢利能力。但是，由于造纸、印刷等行业在我国开放程度较高，国际、国内市场供应充分，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大量短缺，因而对出版业讨价还价能力不高，形成的竞争压力不大。期刊业只要能够事先预测造纸行业的趋势，并采取相应措施，完全有能力应对纸张价格的涨跌。
5.购买者的讨价还价能力
具有强大议价能力的购买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行业的生存环境。学生期刊的终端消费者是数以亿计的中小学学生，他们显然无法形成一个整体与卖方讨价还价。对于主要依托第三渠道发行的学生期刊而言，则面临着来自购买方的较大压力。无论是民营书商还是校园发行商，一旦他们掌握了发行渠道，并拥有了与期刊社对话的筹码，期刊社就不得不做出较大的让利。但是，总体而言，第三渠道与期刊社主要还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取得平衡。
三、综合性中小学学生期刊的发展策略
通过“PEST分析模型”、波特“五力模型”的扫描，我们可以发现，与一般认为的传统纸媒普遍陷入困境不同，无论是宏观环境还是行业环境，都为综合性中小学学生期刊的做大做强提供了很大的机遇。从宏观环境看，无论是政治环境、经济环境还是社会环境，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改善，唯一带来压力的是技术环境，新媒体正在不断侵蚀传统媒体的市场，但是面对中小学学生群体，新媒体的入侵又会遇到巨大阻力，现在以及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传统纸质媒体依然会在该群体中占据较大优势。从行业环境看，地域割据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行业内部的竞争强度，出版管制提高了潜在竞争者进入的门槛，上游供应商、下游消费者的议价能力不强，替代品短时间内难以完全取代，这些都为综合性中小学学生期刊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外部环境良好，是针对整个行业而言的。对于个体的期刊社来说，则将面临不同的命运。说到底，当前综合性中小学学生期刊面临的困局，是体制造成的。背靠大树好乘凉，优越的体制条件滋养了无数大大小小的中小学学生期刊，也直接导致了这些期刊整体上的“同质化”———从内容到形式都大同小异，以及个体上的“肌无力”———缺乏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体制的变革，市场的进步，对于力图有所作为的期刊社而言，是一大利好;对于不求上进只求安逸的期刊社而言，则无疑是一道催命符咒。鉴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综合性中小学学生期刊要谋求大的发展，应该充分考虑以下几种战略的综合运用。
一是品牌化战略。品牌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不易为竞争对手模仿、能够支持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品牌是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基础。对期刊社来说，同样如此。综合性中小学学生期刊经营者必须建立品牌经营意识，要有独特的办刊理念，并通过刊物以及系列市场营销活动，将理念传达给读者，与读者建立紧密的品牌联系。比如《意林》等具有较大品牌效应的优秀期刊，可以围绕已经建立的品牌认知，进一步开发产品和服务，强化自身的品牌特性。
二是市场细分战略。目前，不少陷入困境的期刊依然在怀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饥渴”的读者把大众读物当作宝贝的辉煌，虽然多次调整经营方针、多次改版，却依然没有走出“大众期刊”的窠臼。事实上，只要杂志社能够调整经营方向，将经营重点对准特定的细分市场，有重点地进行研究开发，更容易建立起稳定的读者群。比如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在2010年启动“江苏凤凰少儿期刊”系统工程，在细分年龄群体的基础上，形成了《东方娃娃》《少年文艺》等为代表的儿童、青少年期刊群。同时，又细分门类，研发出《发现号•趣味百科》《智力大王》《创意美术》等多品种的少儿期刊，还分别针对女孩、男孩创办了《小花仙》《赛尔号》杂志。［3］对于三四线生存困难的期刊，应该重点考虑这一战略，即收缩自己的战线，面向某一特定的目标市场开展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做一本“小而美”的期刊。
三是媒体融合战略。新媒体无法完全替代传统媒体，并且在某些群体比如中小学学生中依然处于劣势，但这不能否认新媒体将在整体上获得对传统媒体的压倒性优势。对此，传统媒体也非常清楚，现在已经很少能找到不提媒体融合的传统媒体了。但需要注意的是，媒体融合不能仅仅停留在建网站、开微博微信的浅层次上，而是要真正以互联网思维来开展整个媒体的运营，比如构建多媒体互动体系，形成立体、多元、复式的跨媒体互动平台等。
地方教育杂志范文第3篇
1.1样本来源
样本来源于《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2011版）。由浙江省出版发行的医学专业期刊共有25种，占浙江省科技期刊总数（115种）的1/5。涉及基础医学、内、外科等13个学科，数量最多的为综合类（4种），其次为学报类（3种）。刊期以月刊为主（12种），其次为双月刊（11种），半月刊和季刊各1种。
1.2统计方法
以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2011版）为数据源，统计25种期刊的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基金论文比等3项反映期刊影响力的指标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同时，为客观评价期刊的水平，对以上指标用本期刊的指数/学科平均指数来进行纵向的比较，比值>1表明该指标高于学科平均水平。
2结果与分析
2.1浙江省医学期刊影响因子与总被引频次
影响因子是一个相对统计量，它表征期刊有用性或显示度，与期刊影响力、论文质量和学术水平直接关联，是目前公认的衡量期刊尤其是同类期刊影响力大小的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表2显示：浙江省医学期刊总体的影响因子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影响因子/学科平均比值>1的期刊仅有5本：中国医学高等教育（2.303）,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1.612),护理与康复（1.243），肝胆胰外科杂志（1.203））和中华眼视光学与视觉科学杂志（1.190），其余都在本学科的平均水平之下。从以上结果来看，除了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外，其余4本杂志均具有鲜明的专业学科特色,表明专业特色对提升杂志的影响因子具有较大的帮助；而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虽为综合类期刊，但其依托浙江大学雄厚的科研背景，使杂志的成长有了有利的环境。总被引频次可以显示期刊被引用和受重视的程度，以及在科学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是评价期刊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浙江省医学期刊中总被引频次均值为1201次/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82次/刊），说明浙江省医学期刊在学术交流过程中有一定的地位。但是高于本学科平均水平的并不多，仅有4本期刊：中国高等医学教育（3.659）,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1.581)），浙江预防医学(1.187)和中华急诊医学杂志（1.162）。有学者认为总被引频次与载文量相关,本文总被引频次/学科平均>0.6的13种期刊中只有2种是双月刊，因此浙江省医学期刊整体的总被引频次较高是否与其载文量较多有关，有待探讨。
2.2浙江省医学期刊基金论文比情况
基金论文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科技期刊吸收学科前沿和高质量论文的能力，因此也是衡量期刊论文学术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浙江省医学期刊的总的基金论文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8本期刊与学科平均比值＞1，分别为：中华临床感染病杂志,温州医学院学报,中华急诊医学杂志,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中国高等医学教育,中华眼视光学与视觉科学杂志,浙江医学和口腔材料器械杂志。一般来说，高校学报或者由高校主办的杂志依托高等学府，基金来源丰富，拥有较高的基金论文比的几率比较高，本文中除了《口腔材料器械杂志》和《浙江医学》，其余6种杂志均由浙江大学或者温州医学院主办，这2所大学均拥有较雄厚的科研实力。值得关注的是《浙江医学》作为一本地方性的医学杂志，拥有较高的基金论文比,充分说明其在浙江省医务工作者中的地位。
3讨论
3.1浙江省医学期刊的总体评价
目前，期刊的评价指标有10余种，其中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和基金论文比是其中比较重要的指标，虽然这些指标各有局限，但还是能够基本反映期刊的总体状况。本文通过对浙江省医学期刊以上3种指标的统计分析发现：浙江省医学期刊的总体水平偏低，影响力较弱，虽然在学术交流中有一定的作用和地位，但是吸收前沿学科和高质量论文的能力与国内的优秀期刊相比还有待提高，这与浙江省期刊的总体情况相似。但是也不乏亮点，一些期刊如《中国高等医学教育》,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等在其自身的学科领域内名列前茅，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
3.2提升浙江省医学期刊影响力的建议
3.2.1找准定位，坚持专业化和特色化
随着生物医学的快速发展，要在国内的众多杂志中占有一席之地，需要找准自身的定位，寻求鲜明的特色和学科优势。从本文结果可以看出，有着自身特色或者学科优势明显的期刊影响力均较强，如《中国高等医学教育》的各项指标名列前茅，这与其是为数不多的医学领域中涉及高等教育的杂志密切相关，独特性和稀缺性导致了高影响力。另外几种具有较高影响力的期刊，除了浙江大学学报，其余几种也都具有明显的“小而精”专业特色。因此，找准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不仅需要编辑部根据自身的特点制定发展方向，同时也需要管理部门在政策层面上给予引导和支持。
3.2.2探索集约化的发展之路
2011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已明确科技期刊出版体制的改革的”路线图”,期刊的集约化发展已势在必行。国内外的实践证明，集约化有助于提升期刊的核心竞争力，如国内中华医学会的“中华”系列杂志，在医学领域里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在浙江省主办的3本“中华”系列杂志中，除了中华临床感染病杂志因办刊时间较短，一些指标略低之外，中华眼视光学与视觉科学杂志和中华急诊医学杂志在本学科领域中名列前茅，充分显示出“中华”品牌较强的竞争力。因此，今后可以结合浙江省医学期刊的特色或者学科特点，逐步整合横向和纵向资源，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建立具有鲜明特色的浙江医学期刊集群，通过集团优势提升期刊整体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如刊名带有“浙江”的地方性医学期刊，因其强烈的地域特色，普遍存在影响力偏低的现象，而且一些杂志的学科和内容也趋于雷同，这些杂志是否可以尝试联合经营，优化配置，取长补短，通过团队的力量形成有自身特色的品牌集群，进一步带动期刊的整体发展。
3.2.3加快信息化建设，大力发展数字化出版
地方教育杂志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外军；卫生专业士兵；卫生士官；实战化训练
作为战（现）场救治的主力军，卫生专业士兵是战场火线救治的核心力量，是军队卫生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快卫勤保障能力生成的关键所在［1］。近年来，我军卫生专业士兵的编配、培养、训练等制度建设取得显著进步，但卫生专业士兵的技术水平与能力，距离未来战争卫勤保障的能力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了解外军卫生专业士兵岗位任职与能力培训的相关制度和做法，对进一步加强我军卫生专业士兵相关的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外军卫生专业士兵任职与培训的相关情况
1．1美国军队的卫生专业士兵
美国军队卫生人员总数占国防系统总人数的7．0％，其中卫生士官占卫生人员总数的35％。其中，陆军旅卫勤力量以卫生士官为主体，官兵比为1∶6～1∶8。美国军队卫生专业士兵主要有卫生员、卫生士官、卫生兵、医疗兵、战斗救生员、看护兵等相关性表述，主要从事急救、护理、影像、口腔、药剂、理疗等专业工作，部分人员还兼任卫生车辆的驾驶员。美国军队较为重视卫生专业士兵的培养，已建立较完整的培训考核体系，制定有明确的专业等级、训练内容、战时强化训练任务，编有专门的训练手册。相关的教育训练机构主要有陆军卫生部门中心与学校、海军卫生士官学校、山姆休斯敦堡卫生员训练基地等。其作战部队平时仅编少量卫生人员，大部分卫生人员平时均编配在各军队医院或医务中心，战时才会根据保障需求加强至部队。美国军队各卫生机构之间建有常规的卫生人员流动机制，可为所有卫生人员创造较多的临床实践机会。为提高卫生员保障能力，美国军方自2000年开始将卫生员的专业等级由原来的91B（具有野战医疗能力）和91C（具有临床综合技术能力）提高到91W（同时具备91B和91C技术能力）。91W卫生员的训练内容主要包括士兵化训练（分为军人价值观教育、体能训练和共同科目训练等），医疗技术训练（分为急救医学、伤病员后送医疗、部队卫生防护和远程医疗等），增加经验和扩大知识面训练（分为野战演习训练、临床训练、远程教育和终身教育等）等。卫生员培训分为初、中、高级3个层级，初级培训历时6个月，以通科训练为主；中级培训为期9～12个月，以专科训练为主；高级培训历时约12～36个月，以专题教育为主。而特种部队卫生士官培训的时长则为24周，且要求参训学员特战培训合格并已通过为期26周的特战战斗救护员培训。卫生员只要通过考核，就可获得国家、军队均认可的合格证书，这为卫生员转业后就业创造了良好条件。原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2013年以来先后3次派员参加中美两军的联合演练，美军参演的卫生人员几乎都是卫生专业士兵。2017年第3次联合演练时，美方派出的是国民警卫队的预备役医疗兵，但所有参演的美军卫生专业士兵均展现出较好的战（现）场急救技能。
1．2德国军队的卫生专业士兵
德军卫生人员总数占国防系统总人数的7．7％。在2005年底时，德军军人卫生人员中，士官与士兵占比高达88．6％。德国陆军连平时编有1个卫生组（1名卫生下士、1名卫生兵），境外执勤时会增配2名以上具有急救卫生员资格的卫生士官。德军野战卫生团平时编制729名，其中士官702名，士官占比达96．3％，高级士官占比为38．5％；战时编制1349名，其中士官1167名，士官占比为86．5％，高级士官占比为48．5％。德军卫生专业士兵主要有卫生士官、卫生专业军士、卫生兵等相关性表述。德军卫生士官是战术卫勤保障的核心力量，主要从事医助、护士、眼镜师、实验室技师、药剂师、理疗师、兽医助理、牙科卫生员、放射诊断人员等专业工作。德军卫生专业军士培训，根据地方职业培训的相关标准和军队卫勤保障的需要进行，一般在地方医学专科学院接受2～3年的专业培训，后到野战卫生团进行卫勤保障的基础培训，学制为3个月（2个月军训和1个月基础医疗培训）。德军军医学院主要负责卫勤专业知识的培训，一般学制为3～6个月；培训科目包括基本军事技能、武器装备、军事和卫勤战术、军法、领导能力和团队组建、体能训练等。赴海外执行任务的每名德军卫生兵均需接受德军执勤培训与卫勤演习中心的模拟执勤培训，一般持续1周，内容主要包括东道国概况、卫勤执勤方案等理论培训和实战化训练。德军将军士分为低级军士和高级军士两种。卫生人员中的低级军士不具备地方医务人员资格，而高级军士具有地方医务人员资格；高级军士能够通过参加培训晋升为卫生准尉，成为职业军官。
2我军卫生专业士兵的基本建设情况
2．1概念表述
建军以来，我军卫生专业士兵主要有卫生专业人员、卫生员、卫生战士、卫生士官、卫生学兵、预选卫生士官等相关性表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未对上述称谓进行界定；《中国军事后勤百科全书•卫生勤务卷》仅对卫生专业人员、卫生员、卫生战士作出了概念界定或表述。
2．2队伍建设
目前，卫生专业士兵主要从事护理、医学检验、放射、药学、中医理疗等专业工作，甚至还兼任文书、军械员等。有研究显示，在师（旅）级部队卫生机构中，仅有13％的卫生士官工作在营或连一级，且在连一级的卫生士官实际从事卫生工作的仅占48％。同时，多项调查结果显示，卫生士官的学历偏低，中专以下学历占比高达60％以上。2003年，我军开始面向部队招收护理专业卫生士官。2011年，全军卫生士官教育培训进行了较大调整，开始实施陆军预选卫生士官的院校化培训，并举办卫生士官升级培训。目前，我军已初步建立卫生士官培训体系和职业技能鉴定体系。自2012年开始，我军卫生专业士兵的培训主要由各军医大学、原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和原新疆军医训练大队等承担。卫生员的训练依据主要有《卫生员训练大纲》《卫生员教材》等。2012年卫生士官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在全军展开，但仅涉及医疗救护员和护理员等工种，无法涵盖所有部队卫生工作岗位。2018年以来，南部战区陆军分批安排所属部队的军医、卫生士官到军队医院进行培训学习。总体来看，当前我军卫生士官的地位、作用和相关的制度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例如，卫生专业士兵教育培训的顶层设计尚未达成全面的共识，还未形成规范化的培训考核体系；也未建立标准化的专业训练基地，没有全军统一的训练操作手册；也没有促成军地执业资质的对接，尚未建立终身化的职业保障机制。
3加快我军卫生专业士兵队伍建设的建议
3．1界定军事术语，确立培养目标
为避免概念的混淆与认知的混乱，有必要对卫生人员等相关表述进行界定，纳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或《中国军事后勤百科全书》，在军队内部形成概念性常识与认知上的一致，并逐步推广使用规范化的表述。例如，可结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有关军官、士兵和技术兵等军事术语的界定，将具有军人身份的卫生人员按军衔划分为卫生专业技术军官（可简称卫生军官）和卫生专业技术士官（可简称卫生士官）两类。同时，明确现代战争对卫生士官的能力要求，以准确把握其培养的目标定位，加快培养胜任岗位工作的应用型卫生士官。
3．2适当提高人员占比，优化专业结构
为有效夯实保障打赢能力基础，我们建议，应适当增加卫生人员占军队总员额的比例，并提高卫生士官占卫生人员的比例，特别是增加高级卫生士官的比例。具体比例设定，可依据联勤保障部队和部队卫生机构改革情况，依托平时保障和联演联训的实践经验，坚持动态调整、渐进优化的原则，科学确定卫生战勤比、官兵比，并考虑不同作战对象、作战样式、作战地域，合理确定占比的变化情况，为战时加强卫生人员奠定基础。同时，还应进一步优化卫生士官专业结构，适当增加培养的专业范围，强调“一专多能”的培养目标。可探讨、思考“军队医院护类、技类、药类等人员是否可与部队卫生机构一样由卫生士官担任”“军医是否必须为军官”“卫生士官如何培养兼任卫生车辆驾驶员”等问题。
3．3坚持军民融合，接轨国家执业
为显著增强卫生士官能力素质，契合军事职业教育改革，应逐步构建军民融合、军地衔接的卫生士官职业教育体系。应依托军地医学院校，对接国家医师、助理医师、护师、药师、技师等执业要求，研究确立不同专业卫生士官的能力素质构成，优化确定与之相对应的课程体系，对不具有相应学历的卫生士官进行学历教育，为卫生士官的职业化奠定基础。建立卫生士官常态化培训机制，可每年到区域定点的军地医疗机构参加短期培训，注重锤炼专业技能。卫生士官的培训与技能鉴定应努力与国家卫生执业要求接轨，通过鉴定考核的卫生士官，应颁发国家认可的合格证书，为其转业后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创造条件。
3．4强化军事训练，注重分层施训
为加快卫勤保障能力生成，应高度重视卫勤实战化训练，建立健全卫生士官卫勤实战化训练体系。基于卫生专业人员的训练大纲，依据专业层次和等级差异，划分不同训练结构，设定不同训练课目与内容，编写与之相对应的训练手册。基础训练应强调体能、作战战术、军事术语、军法等，理论教学应重视急救理论、我军卫勤保障等，专业技能应突出大出血、张力性气胸、气道阻塞等战伤的救护技术，以及卫生士官背囊的使用。应尽快筹建区域性卫勤专业训练基地，定期组织卫生士官进行卫勤知识培训与能力训练，加强卫勤救治阶梯的流程性演练，并将基地轮训作为卫生士官升级的基本前提。可依托联演联训特别是跨区实兵演练，通过战斗背景下实兵实伤实救的实战化演练，切实锤炼卫生士官的战伤救治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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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教育杂志范文第5篇
发展现状
2003年，中央文化体制改革促使教育期刊生态发生显著变化，过去单一的教育行政部门主管主办模式逐渐分化为三种类型：一是仍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主管主办的报刊，它主要集中在各省市教育报刊社（期刊社），二是由党报党刊主办的教育报刊，三是从属于各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教育类报刊。全国有30个省（区、市）都成立了教育报刊社或，承担着指导教育工作和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舆论引导职能。从覆盖面来看，涉及全国100多万所学校的1000多万教师，再加上教育研究部门、行政部门和学生，共2亿多教育人口。从发行量看，全国公开出版的9400多种杂志中，49%是教育类杂志，每年全国杂志总印数的40%以上是教育类期刊。①各教育期刊通过不懈的自身建设，已具备了超常规发展的条件：逐步健全和完善经营管理机制，期刊质量不断提高，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强，已成为全国期刊界的一支重要力量。
教育媒体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之时，数字化浪潮已然兴起，网络成为城市主流传媒，平面媒体的生存空间日益压缩，期刊读者市场占有率20年来并没有增加，全国期刊每年总印数始终没有突破30亿册，每年人均不到3册，是美国人均的1/10,日本的1/13,期刊拥有的日均读者占居民总数的19.5%，教育期刊的受众数量流失严重，②面临着明显的发展困境：
期刊的分类
我国有期刊8000余种，这众多的期刊在学科、主办单位、主管部门、质量、服务等方面千差万别，尽管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声明从未从行政角度对现行期刊进行过级别划分，但期刊之有级别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而且8000余种期刊没有级别上的区别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实际上期刊从来就有级别，这几乎是政府有关机构、期刊主办机构和作者的共识，只不过期刊级别的认定比较复杂，至今尚无全国统一的标准和共同的分级目录。期刊的分级最传统的是按期刊的主管部门分级，1991年国家科委和新闻出版署联合颁发的《科学技术期刊管理办法》就据此将期刊分为全国性和地方性期刊，这两种分类又逐渐演化成人们常说的部级、省部级和地市级。70年代，核心期刊理论开始传入我国，到九十年代，核心期刊已为学界所广为熟知。与此同时，各种与期刊评价有关的大型数据库开始建立，由此得出多种期刊排行榜，很多高校科研机构也研究制定为已所用的核心期刊（或称重点期刊等），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组织了各种期刊等级评比。上述各种对期刊的分级评价，得出的排行榜和各种期刊表或奖励实质上也是给期刊分级。由此可见，期刊分级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如英国的《自然》和美国的《科学》就是全世界公认的一流水准的学术期刊，浙江大学医学院的科研奖励中规定，在《科学》和《自然》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每篇奖励10万元），而期刊分级的研究与实践更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化。这是期刊分级的最传统的方法，也是仍在使用的主要方法。按照这种分级方法，期刊被分为部级、省部级、地市级，由代表国家科研水平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国家一级学会主办的学术期刊一般被认为是部级期刊，省部级、地市级依此类推。
地方教育杂志范文第6篇
一、自我培养对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
（一）强调大学生自身在教育中的主观能动性，符合教育规律很多大学教育大师都强调了大学教育的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的重要性。创建现代大学——柏林大学的洪堡提出了大学应该“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国学大师陈寅恪认为大学精神应该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著名教育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最著名的校长之一的蔡元培认为大学精神应该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大学生自我培养模式，比其他培养模式更容易做到大学生的独立精神、独立思想和独立学习。自我培养是对马克思关于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原理的运用。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原理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它为自我培养的进行提供了理论依据。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教育活动可以看成是一种外因，如果这种教育不能被受教育者所认识、内化及实践外化，这个外因就无法起到预估的作用。当受教育者自己因自身内在需求而自觉地进行自我学习、自我修养、自我反省、自我总结、自我批评、自我改造，主动地接受先进思想，内因的作用便显现出来，教育效果也将更加理想。
（二）可以改变地方高校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差的现状地方高校的学生尤其缺少独立的精神、独立的思想和自我管理的习惯。这些学生在中小学因为学校教育内容、形式太单一，家长也太过于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老师和家长给孩子包办的事情太多，很多孩子就逐渐地丧失了张扬个性、独立自主的本能。到大学以后，家长和学校对于学生的管理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由严格管理到基本没有管理，也因为大学的任务和中小学阶段相比差别很大，导致很多学生十分迷茫，不知道前进的方向，不会自我管理。其结果是，很多大学生浑浑噩噩，还不知道大学为何物就度过大学阶段，然后是不能成为合格的大学生，找工作难，工作后成长难。学校有关管理部门的监管，导师指导下的自我培养模式对于地方高校的大学生的成长更有帮助。
二、自我培养在地方高校人才培养中的应用
（一）原则、理念1.学生本人是人才培养的重要主体学生本人在导师指导下制定生涯规划、大学阶段的总体学业规划和每个学期的学业规划，然后自觉的执行培养计划，所以学生本人是人才培养的最重要的主体，导师是指导者。2.每生一个培养方案当前大部分高校都是一个专业一个培养方案，自我培养方式要求每位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涯规划自己制定培养方案。3.每生一个动态成长档案，实行精细化、科学化管理虽然让学生拥有人才培养的主动权，但不是放任自流。学校会为每位学生安排导师，为每位考生建立动态成长档案，每个专业都选聘专家团队对每位学生的培养方案、执行情况进行审查，还有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真正实现人才培养的精细化、科学化管理。4.培养方案着眼于大学生整个人生大学阶段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正在完成从学校人到社会人的转变。大学阶段的学习不能只是为了毕业时找到工作、考上研究生或者考上公务员，而是要着眼于整个人生的职业规划、生活规划，为了有一个幸福的人生。
（二）组织管理人才培养的三大块内容：个人成长、专业教育和实习实践活动，现在很多学校对这三块工作分别由三个部门管理，分别是学生工作处、教务处和实践教学部，这三个部门是完全独立的三个部门，并且一般学校都由不同的副校长分管。造成了学生成长教育、专业教育、实践教育工作的分离，应该实行三个部门的融合，可以把三个部门合并，或者在三个部门之上设立人才培养管理中心，并且由一个副校长分管（图1）。针对现在很多学校对大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缺位的情况，建议在学生工作处下设大学生职业发展管理科。导师是学生培养工作的直接责任人，导师可以由专业老师担任。
（三）大学生自我培养的过程学生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制定生涯规划、整个大学阶段的学业规划和每个学期的学业规划，然后根据每个学期的学业规划来选课、选择自修的内容（图2），这样可以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发挥内因作用。生涯规划又叫职业生涯设计，对个人职业生涯的主客观条件进行测定、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特点进行综合分析与权衡，结合时代特点，根据自己的职业倾向，确定其最佳的职业奋斗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行之有效的安排。对于大学生自我培养来说，生涯规划是最重要的，生涯规划是学业规划的基础，大学生应该在导师和学校的帮助下在大一完成生涯规划和整个大学阶段的学业规划。
（四）培养内容1.按照性质分类现在很多地方高校的培养内容还没有摆脱计划经济阶段对大学生的“专才”教育，主要是让学生学习专业知识，在专业能力培养方面做得都不到位。大学生培养的内容按照性质应该分为三大类：个人成长教育、专业教育和实习实践教育。个人成长教育主要是通过文、史、经、哲等内容的学习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专业教育包括专业基础知识、专业知识的学习和专业能力的提高。实习实践活动包括和本专业相关的实习、实践活动，也包括学习沟通、认识社会的校内外实践活动。2.按照学习方式分类大学生培养的内容按照学习方式进行分类，可以分为：教师授课、讲座、自学、校内外职务性的中长期活动和校内外短期活动。教师集中授课，包括人文类公共基础课、专业课、实验课等。讲座是校内外专家讲授的和本专业相关的或者不相关的新观念和新理论。自学内容包括文史经哲类和专业类图书、杂志、网络等资料。校内职务包括担任班级、校系的学生干部，校外中长期活动指校外兼职、实习、实践等。
（五）自我培养在不同专业的应用自我培养方式适合理科、工科和文科类等所有专业，尤其适合文科类专业。现在很多地方高校人才培养只注重专业知识的教学，在人文素养方面的教育和实习实践活动方面的教育比较欠缺，自我培养方式正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自我培养方式可以帮助理科、工科和文科类所有专业的同学在本专业范围内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方向。
地方教育杂志范文第7篇
1938年，卫惠林《边疆民族问题与战时民族教育》一书由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作者分别记述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在教育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时指出应从巩固国防建设和增进民族团结的高度来认识边疆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指出“欲解决此等边疆民族问题，完成团结御侮之神圣使命，有两个根本的途径，即普遍的推行民族教育与彻底刷新边疆政治，此二者有密切之关联:边疆政治之刷新必须借民族教育之推行为其前导，为其依据，因为边疆政治制度容有种种障碍不易一时革除者，但民族教育则可以在民族战争的神圣要求下迅速推行”。最后，作者在介绍战时民国中央推进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措施的基础上，总结其利弊得失，提出战时在边疆地区实施民族教育所应遵守的几个重要原则，包括革除华夏蛮夷的思想认识和民族偏见，尊重各民族固有的社会文化、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尊重各民族现行的政治与社会组织，推行生产教育、开发边疆富源，推行社会文化事业、激发民族抗战意识等十条原则。
1943年，曹树勋研究民族教育的著作《边疆教育新论》问世，该书“凡四编十六章八万余言，其中关于边教概况之记述，占全书十分之三，边教问题之讨论，占十分之七”。书中不仅对南京国民政府推行边疆教育的指导方针以及语言政策、经费政策和边地青年教师、学生的优待政策进行了论述，而且对“民族问题与教育”“语文问题与教育”“宗教问题与教育”，以及推行边疆教育的方法等问题作者均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和见解。由此可以看出，即使是这三本当时影响颇大的学术著作，各书作者都是基于少数民族教育实地调查的前提下，来探讨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教育问题。作者们对民国中央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讨论仅仅是以事件背景或结论建议的方式在文章部分出现，而且作者对于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方面的着墨亦是有限字数的或是局部问题的分析，缺乏细致而深入的政策分析。
除传统文献资料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史料的最大特色就是报纸杂志。虽然中国报纸产生于唐代，宋、明、清也都有供宫廷和官府使用的邸报，但是报纸杂志的兴盛与发展则是民国以后的事情。据统计，从民国初年到1949年底，全国各地编辑发行的各类报纸大约不下10000种。民国时期是我国报纸杂志新闻事业繁荣和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之一。与此同时，民国时期很多高校设立的教研机构，鉴于国内边疆民族问题的重要意义亦将学术研究的重点转向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创办了很多以服务边疆、建设边疆为主旨，探讨中国边疆和边疆教育问题的学术杂志，比较有影响的有:《边事》《边疆通讯》《边事研究》《边疆研究》《边政公论》《边疆研究通讯》《西南边疆》等。这些杂志刊登发表了许多有份量的边疆教育论文，如芮逸夫在《西南边疆》上发表的《西南民族语文教育刍议》，徐益棠在《边政公论》上撰写的《试拟国立边地文化教育馆组织大纲草案》等。这些论文涉及范围宏阔，研究角度各异，既有理论性的文章，也有实证性的报告。除此之外，在民国时期出版的很多教育刊物，如《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教育公报》《教与学月刊》等均刊录了一定数量的、探讨边疆教育问题的文章。
与著作相比较，边疆史地研究中关于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方面的文章较为丰富，发表时间集中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而且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不同阶段，这些文章关注的重点或研究视角的选择亦各不相同，并呈现出一种由具象到抽象、由实践活动到理论阐释的层级递进关系。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是南京国民政府边疆教育行政机构设置和兴办的草创阶段，国家政府和民众社会亟须通过实地调查来了解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状况，为政策制定和教育发展提供现实依据。因此，这一时期发表的边疆教育的文章主要是对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状况的现状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来探讨边疆教育的方法和途径，如《边疆教育的现况》、《我国边疆教育之计划与设施》、《云南教育事业的现状》和《甘肃教育概况及改进计划》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西北、西南地区成为了抗战的大后方，边疆地区备受国人关注，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教育政策体系已渐趋成形并初见成效。对边疆教育问题的讨论或边疆教育政策实施方面的意见或建议便是这一时期学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如《实施边疆教育之管见》《推进边疆教育问题之商榷》《抗战建国与边疆教育》《边疆问题与边疆教育》《民族政策与边疆教育》等。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内局势的变化，当时学人对各项边疆教育事业进行了重新审视，为边疆教育寻求更加适合的发展途径。这一时期的边疆教育类文章以回溯性或总结性题材居多，代表性文章有:《今后实施边疆教育之商榷》《近年来边疆教育概况》《现阶段边疆教育总检讨》《十年来我国的边疆教育》等。上述研究成果的共同视角是从边疆史、边疆教育史的角度来讨论边疆教育政策问题，它们突出了研究问题的边疆地域特色，注重从国家宏观层面或区域层面来探讨边疆教育政策问题，以普适性或普遍性的施政纲领意见得出或政策体系构建为研究的主旨要义。
二、80年代后民族教育史研究中有关民国中央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论述
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对民国少数民族教育多持泛政治化的批评态度，研究成果难免缺乏客观性和公正性。20个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思想解放，民国时期的许多历史文献资料和档案史料相继公开，人们对中国近代这段百年沧桑的历史有了多角度的理解，开始尝试从不同的层面或角度去观察、审视中国近代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历史制度和历史人物。分析和评述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研究成果亦更趋向理性和客观。1980年以后学术界关于民国时期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论述多采用民族教育史的研究路向，较少采用边疆史、边疆教育史的研究路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呈现出两条具体的研究途径:第一，民族教育通史类中的部分成果;第二，关于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地方的断代史研究中的部分成果。关于少数民族教育的通史类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韩达主编的《少数民族教育史》、谢启晃的《中国民族教育史纲》和吴明海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教程》。这三本著作在编写格式上均遵循通史体例，连贯地记叙各个历史时期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情况。但由于通史写作内容宽泛，对于民国时期若干重要事件和关键问题的讨论无法做到深入精微。目前关于少数民族教育方面的通史类研究已有不少著述，在谈及少数民族教育的宏观背景、历史发展以及政策指向等方面亦会涉及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讨论或分析。而这种讨论与分析是简单式的或局部式的穿插嵌入，有些时候为了迎合研究旨趣难免会有刻意剪裁的痕迹。因此，内含于少数民族教育通史类研究成果中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分析，只能为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研究提供佐证或辅助材料，而且限于主题和体例，其对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探讨亦只能泛泛而谈，无法深入到政策研究的本质。
三、少数民族地方断代史研究中有关民国中央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论述
目前学界关于少数民族地方断代史(民国时期)的研究成果以其讨论的地理范围为划分依据，可概括为三类:西北民族地区、西南民族地区和东北民族地区。其中，对甘肃、青海、宁夏、贵州、云南、新疆、西藏、广西、绥远等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其中亦不乏专门探讨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研究成果，如:徐中林等的《试论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文化教育政策》、丁平的《抗战时期民国政府边疆教育政策在绥境的实施》、李怀宇《论景颇族传统教育的变迁与现代教育的发展》等。张慧真的《教育与民族认同:贵州石门坎花苗族群认同的构建》一文讨论20世纪30年代杨森主政贵州期间，对石门坎苗区推行的教育同化政策，并借此反映国民政府如何以民族主义来收编西南边疆的花苗族群作为新兴民族国家的成员，再现了西南边陲的花苗族群第一次从过去被污名化的“苗蛮”异族，改称为“边胞”这样一个被民族国家认可的国民身份的政策实践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隋丽娟的《清末民初的边疆危机与鄂伦春族教育》一文以世居在大小兴安岭的鄂伦春族为例论述民国政府先后两次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新式教育的状况，文中指出民国政府将开启民智与固守边疆相辅相成的做法，给后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经验启示。关于地方断代史方面的著作，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朱解琳的论著《甘宁青民族教育史简编》，该书是一部按专题编写的教育史专著，在民族教育史研究领域，采用这种形式撰写的论著尚不多见。该书有两章专门讨论近代以来甘、青、宁地区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全书对于民国政府相关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背景虽多处提及，但并未对其进行深入条理地分析。
四、有关民国中央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专题研究
以政策专题研究的角度切入讨论民国时期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学术成果较少，著作方面如吴明海的《中外民族教育政策史纲》。该书辟专章论述中国近代中央政府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但是，对于政策仅限于线索式的梳理，没有展开有深度的探讨或得出有创见的见解。在学术论文方面，丁虎生的《民国时期民族地区教育政策述评》一文颇具启发性，文章认为国民政府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具有反动的性质，并指出政策否认了我国多民族的存在，实行封建奴化教育，指出民国时期对我国民族教育的贡献仅在于形成了一套形式上比较完整的政策执行机构和把新式学校教育引入少数民族地区。然而，马廷中《民国政府的民族教育政策研究》一文认为民国政府为了促进边疆地区社会的发展，比较重视发展边疆地区的民族教育，指出民国政府发展边疆教育事业的施政措施及各项倾斜政策对促进边疆文化教育和文化建设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采取的措施主要有:颁布发展边疆民族教育的法令，建立各种行政管理机构，对从事民族教育的教职员工实行奖励政策，对少数民族学生在招生和升学等方面实行倾斜政策，重视边疆民族文化教育的研究等等。两篇论文对立性的观点表明，对近代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理论研究亟待加强，在分析和评判民国时期的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时更应秉持客观考证的“学术性”研究，坚持阶级观点、国家观点和民族观点的统一。孙懿《抗战时期民国政府的边疆教育政策》一文从“边疆教育”概念的提出、边疆教育政策的内容、边疆教育政策的施行等三个方面对民国政府的边疆教育政策进行了概要探讨，该文对抗战时期边疆教育政策的考察比较完备，但是作者仅限于对政策文本的梳理分析，对于政策的形成、制定、发展和完善等演进过程尚缺乏相关的纵贯研究。
周泓《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制度》一文从边疆教育的开创及体制、边疆教育纲要及方针、边疆教育委员会、边疆教育计划、边疆教育经费与师生优待、边疆教育设施、边教教材等七个方面审视了民国时期边疆教育制度，该文对边疆教育制度的考察较为完备，但制度的嬗变及其动因没有引起注意。除政策内容本身的文献研究以外，与政策制定有关的行政机构或职能部门亦不乏学者关注。田正平等的《近代边疆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创立与演变》一文将中央一级边疆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并细致性地梳理了各个阶段管理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机构变迁及相应的职能划分。朱慈恩的《蒙藏委员会与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论述了民国时期蒙藏委员会的形成过程及其对边疆教育的实践推动作用。此外，以民国时期某类教育为基础而展开的政策研究亦是民国时期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的重要课题，如郭弘的《民国时期甘肃藏区初等教育述评》、秦奋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绥远地区兴办的边疆小学》、周泓的《民国时期新疆民族宗教教育与国民教育的并行》、杨进铨的《蒙藏学校石虎胡同校址及其历史沿革考辨》等。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对近代民族政策史的研究出版了很多颇具参考价值的学术著作，为学界更为客观和科学地研究近代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如周昆田先生的《三民主义的边疆政策》、林恩显先生的《国父民族主义与民国以来的民族政策》和郭寄峤先生的《民国以来中央对蒙藏的施政》等。
地方教育杂志范文第8篇
作为河南人的董作宾利用自己作为“本省人”的私人关系，往谒省府委员张钫、查良钊，说明安阳掘殷墟的重要性，取得张、查两委员的支持。另一方面进行了正式的官方交涉，“以大学院、研究院、古物保管委员会之公文投递于省府”，请求省政府提供协助与保护。河南省政府并不希望中央插手地方事务，接到公函后“意甚踌躇”。最终张钫、查良钊两委员在省府委员会上陈说殷墟发掘的重要性，省政府通过殷墟发掘议案。省政府发出告示通知安阳民众，并派省府科员张锡晋、教育厅秘书郭宝钧前往协助。安阳县长陈信全力支持，对史语所请求的张贴告示，派士兵保护发掘，派政府人员协助筹备工作等要求一一照办。史语所公私两方面的交涉，得到从省府到县长等地方官员的支持，史语所考古组顺利进驻河南。万事俱备之后，董作宾主持了第一次发掘，时间从1928年10月13日至10月30日，工作地点在小屯村，分为三区：一区在村东北洹滨，二区在村北，三区在村中，总共开坑40个，获字甲555片、字骨229片，共计784片，另外有陶骨蚌石多种。此次殷墟发掘收获颇丰。
1928年12月，李济担任考古组负责人，主持殷墟发掘工作。1929年3月7日，其主持的第二次发掘工作开始，工作人员对村南、村中、村北的麦地和棉田三个地点进行了调查。这次共发掘窖穴13处之多，发掘出大量兽骨、铜器、陶器还有丰富其他遗物，发掘出有字甲骨685片。李济除要求工作人员科学、系统记录每一出土文物的准确时间、地址以及地层和周围堆积物情形，还要求发掘人记录发掘中发生的情形和个人仔细观察到的情况。与第一次发掘相比，这次发掘在技术上更为成熟，在发掘成果上更加显著。第二次发掘于5月10日仓促结束，冯玉祥因军队编遣问题与南京政府决裂，蒋冯战争爆发，地处要冲的安阳土匪并起，安阳县长逃跑，驻军不知去向，洹上村危在旦夕。因战争影响，董、李只得将发掘物之一部分装箱运往北平，他们没有想到此举导致河南地方势力的严重不满。地方利益的代表河南图书馆馆长兼博物馆馆长何日章出于保护地方文化和利益的考虑，反对史语所的继续发掘。《河南教育时报》将史语所把古物装箱运往北平的行为称作“中研院不顾信义，违反协定”。中央学术机构与地方矛盾公开化。
二早在第一次发掘前，史语所在与省府讨论发掘事项时，因对发掘的前景并不十分清楚，双方没有涉及如何处理文物的权责关系问题。第一次发掘后，发掘团收获颇丰，文物的归属、处置权等问题开始出现。何日章开始提醒省府：“殷礼为中国之国粹而安阳地中所存之龟骨等物，实为河南地方文明之表率，尽移植于他方则不可，为此呈请凡经公众发掘之物，尽可供海内人士之研究而原物仍留存开封。”省府于是致函中研院，要求要把发掘的龟骨等物保留在开封，但中研院回复“本院特派员在各地发掘古物，将来如何陈列，亦仅限于首都及本地博物馆。……贵省政府所请以掘出古物留存开封古物陈列所一节，自可酌量办理。”中研院并没有给出处置文物的明确办法，这显然使地方人士不能满意。在第二次发掘后，史语所将两次发掘的珍品运往北平导致地方人士的不满公开，何日章反对史语所继续发掘，并呈请省府向中研院交涉，“何日章呈请自动发掘安阳龟骨等器物，谢绝他方开掘，函请查照发还龟骨勿再派员前来发掘”。最终何日章获得省府与教育厅支持，以河南博物馆的名义成立了发掘队伍，在殷墟自行发掘。何还呈请省府命令安阳县政府文告，禁止史语所人员的发掘，导致史语所第三次殷墟发掘工作中途停止。双方为争取舆论支持还打起了笔墨官司，傅斯年否认纠纷是中央与地方之争，更非中研院与河南学术团体之争，“乃何氏蓄志以河南境内古物为其势力范围，中央研究院无论如何迁就，彼必破坏以逞其私也”；中研院提出：“甲骨虽然出自河南，但还是属于国家。”何日章出于保护地方利益与文化的目的，认为史语所“将两次掘得古物径运北平，事前既不通知参加（省方）委员，事后亦不报告省政府”违反协定，“因复拟具计划，组织委员会从事（发掘）工作”。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考古学刚刚起步，对考古发掘中存在文物发掘、研究等的权责问题，政府尚无专门法律作出详细、明确的规定。而据国民政府内政部已颁布的《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第四条第五项规定，“其它金石、陶器、雕刻等各类古物，应调查收集，就地筹设陈列所，或就公共场所附入陈列”，发掘甲骨等古物留在河南是可以成立的。省府和教育厅也正是据此命何日章带队发掘，何日章领导的博物馆发掘人员也是有章可循，只是他们的发掘技术、方法肯定落后于史语所。
双方矛盾进一步升级，李济、董作宾只得返回北平与傅斯年商议。傅斯年不得不赶往南京，呈请国民政府命令省政府继续保护史语所的发掘工作，并停止何日章发掘。但蒋冯大战在即，冯控制下的地方政府更不会尊奉中央的命令。官方沟通不畅，傅斯年只得求助政府上层如张继等利用私人关系寻求解决的办法。经多方疏通，史语所于11月15日重新开工，而博物院人员亦重行开工，彼此相持不下，使得发掘工作难以正常进行。面对如此棘手问题，傅斯年只得亲赴开封协商解决此事，最终中研院与省政府达成谅解，双方签订了《解决安阳殷墟发掘办法》。办法规定：“为谋中央学术机关和地方政府合作起见，河南教育厅遴选学者一至二人参加中央研究院安阳殷墟发掘团；发掘工作及所获古物，均由安阳殷墟发掘团缮具清册，每月函送河南教育厅存查；安阳发掘团为研究便利起见，可以将出土古物移运适当地点，但须函知河南教育厅备查；殷墟出土物除重复外均于每批研究完结后，暂在开封陈列以便地方人士参观；俟全部发掘完竣研究结束后，再由中央研究院与河南省政府会商分配陈列办法等。”
这份合作协议详细列举了中央与地方合作方式、具体内容，初次涉及文物的发掘、处置权。傅保留了史语所对文物的研究权，其他均是照顾到地方利益。此协议的签订开创了中央学术机构与地方合作的先例，为以后史语所与山东、河南的合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然而，此时与中央对立的省政府并没有支持协议的执行，傅离开封后，地方势力反对声音又起，何日章散发油印的小册子，呼吁保护地方文化，反对史语所的继续发掘，得到地方舆论的支持。何再次组织发掘，“自（1930年）二月十七日起，在彰日用工人七八十人”。傅斯年呈请国民政府命令当地政府与史语所安阳发掘团继续发掘合作，政府文官处电令地方政府恢复史语所的发掘工作，停止何日章发掘。因为大战在即，与中央对峙的省政府支持地方与中央学术机构的对抗，致使发掘工作陷于停顿，到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中央政府失去对河南的控制。“河南忽然成为内战的中心地点，殷墟发掘因此中断”，史语所与省政府签订的合作协议无法履行。
三史语所殷墟发掘不单纯是一个考古的学术问题，还涉及地方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政治上，民国以来军阀混战，地方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的。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中央学术机构很难在地方开展活动。社会上，地方势力出于保护地方文化和利益而反对中央学术机构的发掘，双方在文物的发掘、研究和归属权上存在矛盾。法律上，政府对上述矛盾更无专门法律规定，中央与地方学术机构之间存在权责不明、沟通不畅等问题，导致彼此经常发生纠纷。观念上，当时考古人员被看做挖人祖先坟墓、盗卖古董的。在普通民众意识里，更多看到的是文物的经济价值，地方上的势力、古董商的势力都会阻挠考古发掘的进行。史语所必须克服以上困难才能顺利进行以后的发掘。中原大战以中央政府取得胜利而结束，政府完全控制了河南，组建了以刘峙为主席、完全听命于中央的省政府。这时的省政府主动表示愿意协助史语所殷墟发掘工作，史语所重新发掘殷墟的政治条件具备。政治条件虽已解决，但中央与地方学术机构之间还是经常产生的纠纷，柳诒徵感叹，“今日关于文化事业之争执多也”，他认为只有通过“决定政治系统”，明确各机构权责才能避免无谓的争执。傅斯年赞同柳的见解，认为：“果中华民国有古物保管发掘法，如一切文化国家所当有者，则敝所在安阳之工作自可省去若干枝节。”于是，傅斯年、李济等学人积极呼吁政府制定文物保护法规，以规范田野发掘和文物的保存。为了推动古物保护法的制定，李济曾说：“我们当中许多人积极活动，要求中央政府制定一个古物保护法，包括遗址和有历史价值的遗迹以及国家珍品出口规章和管理科学发掘的条例。”
李济所言不虚，作为政府文物管理机构的古物保管委员会在制定文物保护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委员会中几乎所有委员乃史语所及与史语所关系密切的学人。在包括史语所在内的众多文物专家的推动下，中央政府于1930年6月公布了《古物保存法》。《古物保存法》共14条，对文物的范围、所有权、归属权、发掘权、研究权等作出详细规定。古物法规定，所有文物无论“埋藏地下及地下暴露地面之古物概归属于国有”。文物范围“与考古学、历史学、古生物学及其他文化有关之一切古物而言”。针对中央与地方学术机构发掘权限不明的特点，古物法明确规定“采掘古物应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直辖之学术机构为之”。学术机构的研究“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核准，于一定期内负责保存，以供学术上之研究”。机构发掘“应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审核转请教育、内政两部会同发给采掘执照，无前项执照而采掘古物者，以盗论”。另外，根据古物法还成立专门的保护机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1931年7月，为了便于贯彻实施古物法的规定，行政院公布了《古物保存法施行细则》。后因考古存在乱挖私掘等现象，为了规范发掘的行为，委员会颁布了《采掘古物规则》，实行采掘古物许可证制度。上述法规的颁布，为文物的系统保护与科学发掘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有利于田野考古工作规范、科学的实施。考古工作外部环境虽已解决，但田野发掘中还面临许多实际的困难，比如考古发掘中怎样才能兼顾地方文化和保护利益，让地方人士参与、支持文化学术事业。傅斯年认识到，“此项考古工作，体大思博，地方政府之赞助，殊地学者之分研，实为成功之必要条件”。李济也说：“在民国十七年至十九年前后这一时期，我们所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说服地方学术界与中央合作。”
于是史语所借鉴与山东省政府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取得的成功经验，计划与河南省政府合组一个类似机构。1931年10月，史语所与河南省政府正式协商成立一个中央与地方合作的学术机构即河南古迹研究会。史语所委派李济为代表与省政府代表马元材拟定了合作办法。1932年2月8日，中研院与省政府合组之河南古迹研究会暂借河南博物馆开成立会，并议定古迹研究会办事章程。章程规定，最高机关为委员会，委员由双方分别担任。合作办法规定“保护之责，由河南省政府担任，发掘研究之责，由中央研究院担任”，这样的合作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中央与地方各自的优势。地方承担起保护的责任，对于当时土匪、盗匪、恶霸横行的河南，没有地方政府的参与和军警的保护，考古发掘工作很难进行。这就形成了一个官方保护链，即史语所与古迹研究会相互沟通后，由史语所请示中研院，再有中研院致函省府，省府把命令传达给各县。各县再将命令下达到区、乡，最后落实到遗址所在村庄予以协助保护。这看似复杂的保护链，在中国这个行政色彩浓厚的国家，却显现出很好的效果，为古迹会的田野考古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
古迹研究会中史语所人员皆为优秀学人，他们熟练地掌握了科学发掘技术，在田野考古的前沿能够发挥其专业优势，他们称得上学有专长且领导技能相当优越的精英团队，指导之责正是其所擅长。古迹会的工作则由已转入史语所的郭宝钧负责，一切掌握在史语所手中，石璋如说古迹会“是史语所的组织，整理工作时由河南古迹会负责”。通过控制、指导古迹研究会工作，史语所在河南的发掘超出了仅在安阳发掘的狭小范围，开始大规模从事全省范围内的考古发掘，以便使用考古比较研究的方法，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史语所为了在民众中树立正面形象，传播考古学知识，改变人们认为考古工作挖人祖先坟墓、盗卖古董的错误认识，促进民众对文物形成正确认识，史语所一方面要求工作人员以身作则，杜绝私人收藏文物。史语所开始考古事业之初，李济提出“埋藏在地下的古物都是公有的财产，他们在文化上和学术上的意义及价值最大，没有任何人可以负荷保管他们的责任，所以一切都应该给公家保管”的主张，得到“他（董作宾）无条件的合作”，“以后梁思永先生与其他考古组工作同仁都极热烈支持这一立场”［12］。文物“国有”的观念成为史语所考古人员共同的认识，并得到认真执行，成为史语所的一大优良传统。这无疑对刚刚起步的田野发掘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为考古工作规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演讲、办展览会等学术活动对民众进行文物保护教育。1929年，傅斯年在开封处理纠纷时，白天与各方接洽，处理各种问题，晚上则在河南大学大礼堂做学术演讲，“谈科学上的问题，发掘方法等等”，一讲两三个钟头毫无倦容，并且请学生提问题，当场给以解答。傅的演讲很成功，石璋如回忆：“傅先生与学生讨论热烈，反应很成功，使得学生们对于中央研究院的认识比较深刻。”
董作宾、梁思永及郭宝钧等也曾到河大作有关殷墟发掘和考古知识的专题报告，在师生中引起热烈反响。上述活动推动了学校教育与考古实践相结合，河大史学教授马元材、学生刘耀（后改名尹达）、石璋如、冯进贤、许同国等都曾参加殷墟发掘。刘耀、石璋如毕业后加入史语所考古组，成为著名的考古学专家。为了普及考古学知识，矫正民众对考古学的错误认识，史语所举办出土文物展览会，通过实物教育引起公众对考古学的兴趣。1932年2月21日史语所借自然历史博物馆举办考古成绩展览会，社会各界反映热烈，“来者络绎不绝，一时称盛”，原定会期三天，后应公众要求不得不延长一天。古迹研究会也在开封举办了两次出土文物展览会。古迹研究会陈述展览活动的宗旨：“本会之展览，盖欲借古物之接触，以促进社会对古物之重视，因古物之重视，以促进古物之保存，并间接影响于盗掘盗卖者心理之矫正。”
展览活动的开办，向普通民众展示祖先辉煌的历史文化，宣传了文物保护的意义，达到了很好的社会教育功能。另外，为了宣传现代考古学的意义及价值，争取舆论支持，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人还积极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如傅斯年的《考古学的新方法》发表在《史学》，李济的《现代考古学与殷墟发掘》和《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分别发表于《史学杂志》（1930年9月第2卷第4期）与《东方杂志》，董作宾的《甲骨文研究的扩大》发表在《史学杂志》。史语所上述活动的积极开展，使现代田野考古知识在学界及民众中得到广泛、深入的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