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章网 资料文库 传播学杂志范文

传播学杂志范文

传播学杂志

传播学杂志范文第1篇

关键词:杂志翻译;传播学;翻译技巧

1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概述

传播学奠基人之一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DwightLass⁃well)在论文《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中提出了著名的5W传播模式。拉斯韦尔的5W模式完整地阐述了社会传播的基本过程和五个基本构成要素:“谁(who)、说了什么(saywhat)、通过什么渠道(inwhichchannel)、对谁(to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whateffect)。”(拉斯韦尔,2013:35-36)对应这五大传播要素,拉斯韦尔由此引申了五种传播研究方法: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这五部分的内容涵盖了传播研究的主要领域,对应的参与主体分别是:传播者、传播内容、媒介、受众、效果。

25W传播模式在杂志翻译中的应用

翻译是传播的手段,传播是翻译的目的。(姚亮生,2003:9)这一点对于杂志文体而言尤为重要,杂志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推广和传播,其本身就属于传播媒介的一种,通过对传播模式参与主体的分析和研究,笔者认为,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研究杂志翻译领域的问题不仅可行而且是非常必要的。传播学对于杂志翻译的重要意义在于:为杂志翻译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而不仅仅局限在英语语言学或是翻译学层面,使杂志翻译能够更加大众化,更加接近传播和推广的最终目的。从5W传播模式角度来看,杂志翻译过程中对应的各要素分别是:译者、翻译文本、译文媒介、译文受众和翻译效果。更具体地来说,译者在进行传媒文本翻译时,具体说来就是文本内容和语言特点、传媒运作规律和特点、受众及其文化认知等层面的分析。(王守宏,2012:136)在杂志翻译中,译者更像是一位传播者,他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把杂志中的信息文本传播给大众,这也就要求译者不仅仅对文本做出翻译,还要求译者根据杂志文本的特点对文本进行再创作再加工,对语言进一步地美化。同时,杂志的译文受众范围更加宽泛更加复杂,这也要去译者在翻译创作中需要将各个层次的受众需求考虑在内。最后,杂志文本翻译比其他文本更要注重传播效果,这对于译者而言也是一个挑战。

3杂志文本翻译技巧探究

翻译中大部分的问题都起源于两种语言差异而造成的障碍,当然对比不应只看到差异,也要看到一致性。假如两种语言中没有任何一致性或相同性,翻译活动也就无法进行。(叶子南,2012:14)而对于杂志文本而言,相比一般文学作品或专业领域的翻译作品,其传播受众群体要更加广泛,这也要求译者从传播受众、传播效果角度着手,尽可能地减少这种障碍。在此基础上,笔者总结出三种在杂志文本翻译中最常用的翻译技巧,即增词法(amplification)、词性转换(conversion)、切分(divi⁃sion)。

1)增译法(amplification)

增译法在杂志文本翻译中十分常见,在杂志翻译过程中,仅仅翻译文本内容还远远达不到传播的目的,传播者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该进行翻译再创作,对文本进行一定的渲染,使其文字更加吸引受众,从而达到推广的目的。即“在原文的基础上添加必要的单词、词组、短语等,从而使译文在语言形式上符合疑问习惯和在文化背景、词语联想方面与原文一致起来”(张建,2008:22)此外,杂志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广告宣传,在翻译此类文本时,译者要更加注重再创作的重要性,适当的增加描述性的语言,让语言更加生动活泼,从而提升传播受众对该译文的注意力。增译法的基本准则在于增词不增意,无论译者如何加工再创作,这一点基本准则一定要内记于心。例1:Theideaoftossingyourclubsintothetrunkandhittingtheopenroadforagolftriphasneverbeenmoreappealing,espe⁃ciallywithrecord-lowfuelprices.Basedonthequalityofthedesti⁃nationandthesheerthrillofthejourneyitself,herearethethreebestgolfroadtripsinNorthAmerica.笔者译本:把你的高尔夫背包装进汽车,沿着壮美的公路出发吧!这样激动人心的旅程,难道你不为之心动吗?而且现在油价也是史上最低,公路旅行的好时机就在现在!我们为您挑选了三个绝佳的高尔夫球场和三段精彩的公路旅行。这三段北美洲最棒的高尔夫公路旅行,你一定不能错过。分析:这段话是一篇介绍高尔夫旅行的导语部分,英文原文简单精炼,但是如果译者直接把原文逐字逐句翻译下来,而不进行词语、语气的增加和再创作,译文就很难出彩,尤其是作为导语,很难吸引译文受众进一步阅读全文。因此“hasneverbeenmoreappealing”通过增译法翻译成“这样激动人心的旅程,难道你不为之心动吗?”普通直译版本为“变得越来越诱人”,对比这两个版本,显然前一个版本更加符合杂志文本的语言和传播特点。“herearethethreebestgolfroadtripsinNorthAmerica”的普通译法为“为您挑选出三段北美最棒的高尔夫公路旅行”,而笔者使用增译法,在后面加上一句“你一定不能错过”,从而增强了语气,达到吸引受众的目的。例2:Kingforaday?Whystopthere?Withthecropofcas⁃tles-for-hirenearBritain’sbestcourses,youcanlivelikeroyaltyonyournextgolfadventure.笔者译本:你是否曾经幻想着体验一天的皇室生活?为什么只是停留在幻想里呢?在你开启一段高尔夫冒险之时,大不列颠许多优质的高尔夫球场附近,坐落着许多可供出租的城堡能够满足你的幻想。分析:本句也是摘自一篇杂志文本的导语部分。第一句“Kingforaday?Whystopthere?”是非常典型的增译法句型。如果不采用增译法,这句话直接翻译成汉语“想要成为国王吗,为什么停留在那里呢?”可能会让读者不知所云。笔者通过阅读下文,把下文中提到的信息提取到该句中,从而使信息完整,使整个句子更具表达性。

2)词性转换(conversion)

英汉两种语言在词汇和语法结构方面有许多不同之处。一方面,汉语词大部分是一词一类,而英语常用词有许多都是一词多类。(胡荣慧,2012:28)因此词性转换也是翻译中常用的手段,而针对于杂志文本,译者更需要把语言直白、准确地翻译出来,因此,词性转换在杂志翻译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此外,词性转换不仅仅局限于单词和短语的处理,某些情况下,一个单词可能会被转换成单独的句子。例3:BoveyisconvenientlysituatednearthehighlyratedlinksoftheSomerset,DevonandCornwallseaside.笔者译本:萨默塞特,德文,康沃尔这三个郡都濒临海边,在它们的海岸线周边分布着许多优质的林克斯球场,博维城堡毗邻这三个郡,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分析:副词“conveniently”在句中修饰“situated”,但是不能直接翻译成“便利地坐落在……”,这样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因此笔者把“conveniently”单独成句,突出地表达出了文本信息,即具有推广性,又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例4:Celebratingagreatround—ordecompressingafterareal⁃lyroughone—isatraditionasoldasthegameitself.WithatipsytoasttoSaintPatrick’sDay,hereareTravelin’Joe’spicksforgolf’s10greatest19thholes.笔者译本:如果你想和家人朋友聚在一起在圣帕特里克节,大肆庆祝,喝到微醺,那不妨看看旅行达人们推荐的10个最棒的著名高尔夫俱乐部里面的惬意酒吧,这些酒吧都有一个响亮的称号:优秀的第19洞。分析:“tipsy”意思是“微醉的,略有醉意的”,此处放在“toast”前面不能直接翻译成“略有醉意的庆祝”,既不符合汉语习惯,也会容易引起受众的阅读不适感。因此需要转换词性,翻译成“喝到微醺”,如此一来,既增加了文章的美感,又能够让译文更加流畅自然。

3)切分(division)

切分法在翻译英语长句时的使用频率非常高,英语文本习惯使用不同的从句和连接词,从而形成一个相当长的多意群句子。运用切分法能够把长句切分成不同的句子,从而更符合汉语受众的阅读习惯,也更易于杂志文本的信息传达。例5:WhicheverrouteyouusetoheadsouthfromSanFrancisco,you’lleventuallywinduponscenicCaliforniaHighway1,whichthendepositsyouonsublimelybeautiful17-MileDrive—golf’sgreatestthoroughfareandthebest$10you’lleverspendwillgiveyouaccesstotheprivateroad(it’sfreeforhotelguests),whichtwiststhroughtheDelMonteForest,emergingearlyandoftenatthePacificOceanandtheentrancestoacollectionofearth’sgreat⁃estcourses.笔者译本:从旧金山出发一路向南,无论你走的是哪条路线,最终都会拐上加利福尼亚1号高速。随后,你将驶上一条通往高尔夫球场的大道,这条大道上有着长达17英里的令人窒息的美景。花上10美元,你就可以驶入这条私人景观道路(这些路只对酒店客人免费开放)。这条公路一直蜿蜒至紧邻大西洋的德蒙特森林,驶过森林,就会有很多世界一流的球场在等待着你的到来。分析:这句话由定语从句和不同的并列句组成。在翻译长句时,一定要划分意群,使文中的信息层次分明,这样在翻译过程中才能更容易被读者接受。通过分析,发现句子可以划分为三个意群,分别以文中的“which”“and”为分界点,可以翻译成三个独立的汉语句子。如此一来就避免了信息模糊,句式混杂的问题。

4小结

本篇文章主要以笔者近期的翻译实践作为分析材料,在研究杂志文本翻译的过程中借用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以5W模型为基石,初步探讨了传播学在杂志文本翻译中的应用。与一般的翻译文本相比,杂志文本更具传播性和宣传性,因此将传播学理论与杂志翻译相结合能够更高效地提高杂志翻译的译文效果。而如何将传播学理论更加深入地利用在杂志翻译的研究中还需要翻译领域的研究者们近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参考文献:

[1]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M],展江,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35-36.

[2]姚亮生.建立传播学的翻译观[D].南京师范大学,2003:9.

[3]叶子南.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4.

[4]胡荣慧.英语翻译中跨文化视角转换及翻译技巧[D].中央民族大学,2012:28.

[5]王守宏.跨文化语用学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策略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136.

传播学杂志范文第2篇

一科学传播的界定

在传播学的概念中,传播是一种共享信息的过程,从广义上来说,所有活的有机体都有传播行为。而人类传播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创造和使用符号。科学传播作为一种交流共享的活动,是人类传播的一个类型,只不过是限定到与科学有关的范围之内。但对于什么是科学传播,国内外都存在争论,一般来说,科学传播至少包括下面一些范围内[1]

•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

•在科学共同体与媒体之间的传播;

•在科学共同体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在科学共同体与政府或其他权力机构、团体之间的传播

•在科学共同体与政府或其他影响科技政策的人士之间的传播

•在工业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在媒体(包括博物馆和科学中心)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在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从另一个角度,科学传播还可以分为专业内容(professionalcontexts)的传播和面向公众的传播(publiccommunicationofscience)。我们所说的科学传播一般是指后者,严格地讲,应当称作是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从上面关于科学传播的内容可以看出,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也有诸多形式,本文则将其限定在”科学、媒体与公众”范围。这里所说的媒体主要是大众媒体。

关于近年来的科学传播的研究,公众理解科学杂志的主编,著名科学传播学者Lewenstein曾评论说:“我们中的一些人关注如何让公众最有效地学习运用科学知识,而其他人则担心公众盲目接受科学机构的声明……一些人强调对于大群体受众行为的定性理解的重要性,另一些人则主张对小人物或是政治人物的表现进行分析才能形成我们的世界……我们关注的是科学与公众的关系……”[2]

这一方面表明了国外科学传播研究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表明:如果科学传播的研究只重视科学与公众的关系以及传播的内容,而不研究具体的科学传播活动过程的话,就很可能会走入困境,而具体到科学、媒体和公众的研究来说,Lewenstein认为“必须把科学传播是什么搞清楚……科学传播必须考虑到不同媒体、科学家和公众的互动关系。”[3]

二传统科学传播模式提出的问题

早在1686年,就有人认识到科学传播的两个渠道:面向科学家同行和面向受教育的公众。到19世纪中期,大规模的科学传播出现。[4]当时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媒体和记者进行的,科学传播把自己当作是传播的一个类型。科学传播模式与一般传播类型应当是类似的。

在这种思路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学者Shapin提出权威解说(canonicalaccount)的科学传播模式,从科学史出发考察了这种模式的起源,认为17世纪以来的科学职业化造成了此后科学与公众之间的隔阂,科学是为了获取公众的支持而通过媒体进行科学传播。[5]

在其它一些传播学文献中,与“权威解说”类似的提法还有不少,如“主流关注”(dominantconcern,Dornan,1990)、“主流观点”(dominantview,(Hilgartner,1990)、“普及模式”(popularizationmodel,Valiverronen,1993)、“扩散模式”(diffusionistmodel,CooterandPumfrey,1994)等。虽然提法不同,但基本含义是一样的。

此种科学传播模式认为,科学事业的专业化和复杂化使一般公众难于理解,因此,为使科学成就更符合公众的利益,需要媒体在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架起桥梁,科学新闻记者在科学操作之外,运用语言把科学流程重新加工,传播给受众。这是当时,也是现在国内“比较流行的关于科学与公众关系的理解”[6]

现在的国内的相关研究,也是在不自觉地应用这种模式的。从形式上看,权威解说模式类似于中国的科普概念。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也有学者认为是60年代以前),权威解说模式一直是科学家和新闻从业者的观念指导。

这种对于科学与媒体或者科学面向公众的传播的一般观点实际上来源于下述观点或假设:

1科学事业的专业化和复杂化使一般公众难于理解,比如1919年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2因此,为使科学成就更符合公众的利益,需要具有如下特征的媒体:一个能在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架起桥梁,并能理解前者并把前者的思想传播给后者的第三者(科学新闻记者)。科学新闻记者通常是处在科学操作之外,运用语言把科学流程重新加工,传播给受众,而在科学家看来,这种再加工就是“歪曲”。

3科学传播的媒介是通过语言翻译的隐喻进行的。所以科学传播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第三者尽量用极限的语言描绘出纯粹的科学事件。[7]

Massimiano认为,在这些论断中包含很多更深刻的关于科学过程和科学工作之本质的假设。按这种观点,科学的公众传播过程是在科学流程结束之处开始的,一旦科学知识完成,知识就会以一种简化的形式传播给非专家。所谓的“普及”、“扩散”等即是这种科学面向公众传播的无问题的版本。

现在,这种传统的假设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摒弃,科学传播是一个双向而非单向的过程,正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论支持和实践证明。法国心理学家Moscovici在60年代提出的社会表现(socialrepresentations)理论分析了科学、常识和社会表现之间的关系,认为从社会心理学来看,受众对于科学传播内容的吸收是主动的、有选择的。在社会表现框架中,科学理论条理化为一个整体,通过去背景化过程,与受众已有的信息融合,成为新的信息,这些信息在日常生活文本中成为常识性内容。[8]与此类似,Farr分析了科学与常识的关系,认为社会表现理论应当引起科学家、媒体从业者等的重视。[9]Gross提出与境模式(Contextualmodel),他通过辐射云对坎伯兰的牧羊人的影响的案例,提出公众对科学知识的接受是科学知识与地方知识的结合物,即公众对于科学知识是有选择吸收的,而非被动接受[10]

其实,在传统的科学传播模式中,还有一个潜在的假设,即认为媒体本身是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认为媒体只是科学传播的中介和管道,并被假定为能尽量精确地传播科学信息,如果有所谓的“歪曲”,那肯定是出现了意外的错误。在这种传统模式看来,科学共同体面对的是公众,公众面对的是科学,媒体的存在只是为了科学和公众的交流。而许多学者对于传统科学传播模式的修正并没有注意到对于媒体的假设,或者说,上述修正仍旧沿用了以前的假设,科学传播成为了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事情,媒体是不包括在内的。媒体通常被看作是孤立的,媒体中的科学只是简化的科学的一种扩散形式

笔者认为,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内,科学与媒体、公众与媒体的关系并没有受到重视,近年的研究只侧重科学与公众这两极,而忽略了作为中间环节的媒体的作用。传统科学传播模式和随后的研究沿用的这一假设也是值得商榷的,特别是在互联网等新媒体出现后,媒体在科学传播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媒体在科学传播不再仅仅是作为一个简单的“管道”。

三科学传播的媒介化

在科学活动中,媒体处于什么地位,现在的研究对媒体有何看法,《独立报》前科学编辑Wilkie认为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1公众理解科学(PUS)研究看到了媒体在传播中的重要性,但媒体并未得到集中的关注;

2有PUS背景的作者力图寻找科学杂志对于公众的效果,因此,媒体在本质上被看作一个有特定问题和兴趣的特殊领域;

3既使新闻工作者被作为是焦点注意,假定的框架也认为,只有当新闻工作者的行为更像科学家时,公众才能更好地理解科学。无论公众还是媒体,都要更好地理解科学[11]。

换句话说,公众理解科学对于科学与公众的研究,虽然认识到了媒体的重要性,但仍没有实质性的成果。上面提出的诸多科学传播模式,注重的仍是科学-公众的关系研究,而非科学-媒体-公众的整体。

科学传播对于媒体的重视,是与当代媒体重要性的凸显相联系的。因特网的出现为科学传播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一对一的邮件,群发邮件、网站,在线信息和新闻服务等,使科学传播变得更为复杂,甚至很多人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得到一些科学知识,不知道是怎么得到的……传统的科学传播方式,如同行评议、科学杂志等必须要重新考虑自己的位置。”[12]Lewenstein提出了网络模式(WebModel),他认为科学传播变成了众多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多线路传播形式。而Lewenstein的主要观点是:这种模式的复杂性导致了信息的不稳定性。他认为,新的传播手段使传播速度更快,数量更多,情绪化的内容增加,科学共同体和科学研究者面对众多不确定的信息,而且信息的接收和传播也是不一致的。科学传播以牺牲信息的稳定性的代价而获得了速度。

另一方面,这一模式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科学为了传播的需要,可能迎合媒体价值观和受众需要,可能丧失科学自身及其伦理价值。

Weingart通过将科学传播中的媒体独立化,把上面的问题发展到极端,认为科学已经媒介化。媒体的发展,已经超出了Nelkin或Lewenstein,的理解,人们很难在科学传播中找到可以依靠的东西,他认为,媒体构造了自己的现实,媒体的重要性使科学在某些问题上的垄断性正在减弱,科学对于真理的判断标准正面临着媒体迎合受众的标准,虽然不会被取代,但正在被其他的标准所补充。[13]总之,他认为媒体而不是科学家正在成为科学是否为公众理解和接受的法官。

四媒体对科学的建构

科学知识不仅要满足普遍性、无私利性、独创性、怀疑主义等规范,而且还必须是“适合出版的”。科学的发展总是需要媒体作为载体的,但既使从一般意义上考察,我们也会发现,“自从15世纪以来,印刷技术使各种各样图片的精确复制和传播成为可能。无论哲学家怎么说,科学家们都不能否认这种有效的交流模式。随便翻一翻各种学科的科学文献,也会发现里面有数不胜数的图表、图片、地图等等,这些都远远超出了‘图解’文字内容的需要。”或者说,媒体传达的信息,并不能精确地还原它所表达的科学本身[14]。大众媒体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但引起这个问题的原因并非仅仅是“不精确”。

1974年高夫曼的《框架分析》一书提出框架理论(frametheory)。他认为,对于大众传媒来说,框架就是一种意义的建构活动,在社会系统中新闻框架是消息来源、社会情境、新闻工作人员等因素互动的结果。一些学者认为框架定义可分为两类,一类指界限,也就包含了取舍的意思,代表了取材的范围;另一类是架构----人们以此来解释外在世界。事件材料经过选择和凸显成为新闻[15]。所以可以理解,媒体中的任何信息都是带有偏见的。而且这种偏见由媒体而非事件本身决定。当科学经由大众媒体“扩散”到公众时,这种偏见也是不可避免的,科学的形象实际上只是科学在媒体中的形象。

英国学者Nelkin通过对报纸、杂志的报道分析研究指出:当科学理论能强化主流的社会价值观时,就能在媒体中畅通无阻,反之则被忽略,而丑闻也被看作是对科学的社会系统的妨碍,从本质上讲,是不想让受众失去社会的安全感。[16]媒体对于科学报道的选择和凸显更多的是迎合受众的口味、符合媒体自身的价值观。Nelkin指出,媒体在科学报道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例如:

1想象代替科学内容,报道很少涉及到科学研究的本质;

2科学活动成了带有情节的戏剧事件,各种夸张和激情的手法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草率,盲目乐观或走向另一个极端;

3报道的焦点集中在研究竞争上,而忽视了科学自身的规律;

4科学家在媒体中不是中立者,而像是要通过媒体取得公众支持等等。[17]Nelkin认为,科学传播可以认为是几个共同体出于不同的需要、动机和约束条件而进行合作的公众传播,科学共同体和媒介都对科学在媒体中的观念有重大影响。但从上面也不难看出,前三个问题的产生,是媒体为了更好地满足受众的偏好所做的建构。公众经由媒体了解的科学,完全偏离了科学本身的形象。而正是从媒体中得到的信息形成了他们的科学观念。

另一方面,媒体对于科学的报道还会影响到科学共同体。Massimiano指出,科学共同体在解决科学争论时,常常需要媒体作用。“在这儿同样存在有问题的假设,其中之一就是当争论中的某方的观点在共同体内部取得了优势时,这种争论才会进入公众视野。但事情也并不总是这样的。比如,如果两方或多方的观点都得到了权威科学家的认可时,或者两方的观点在本质上并没有可比较性时。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假设是,在专业化层面取得优势的一方必然也会在公众传播中自动得到增强和重视。这儿的问题就是低估了媒体对于争论解决产生的影响。而且,在科学传播中,并未表明科学传播必须从某一阶段开始,这是不严格的。”[18]对于这些争论,媒体的态度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

但Massimiano的结论并非如此,在他看来,把科学问题放到公众那儿解决,并不代表是媒体在起作用,“应当把它描述成协商性的,并与公众利益相关的,让公众自己去判断。”但事实并非如此,关于大众传播效果的研究一直很有争议,1968年传播学者Mccombs和Shaw提出"议程设置"假说(Theagenda-settinghypothesis),认为“议程设置是一个过程,它既能影响人们思考些什么问题,也能影响人们怎样思考。”[19]这一理论在很多地方证明是有效的。

实际上,我们并不期望走极端。科学传播既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又与公众相关,同时包括框架内部的互动关系。科学共同体与公众的利益共鸣,科学活动者及其赞助者的吸引力或特定时期公众与科学共同体的关系等等都在起着作用。但不可忽视的是,媒体正在成为独立的力量,并在科学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无论是媒介技术,还是媒体自身的影响,都在改变着科学传播的进程。

参考文献

1.OfficeofScienceandTechnologyandtheWellcomeTrust,Scienceandthepublic:areviewofsciencecommunicationandpublicattitudestowardscienceinBritain,PublicUnderstand.Sci.10(2001)315–330

3.同上。

4.MassimianoBucchi,scienceandthemedia---Alternativeroutesinscientificcommunication,Routledge(1998)1-2

5.StevenShapin,scienceandthepublic,Companiontothehistoryofmodernscience,editedbyR.C.Olby(1989)990-1007

6.同上。

7.同4

8.Thephenomenonofsocialrepresentations,Socialrepresentations,SergeMoscovici(1984)3-69

9RoberM.Farr,Commonsensescienceandsocialrepresentations,PublicUnderstanding.Sci.,2(1993))189-204

10AlanG.Gross,Therolesofrhetoricinthe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PublicUndersund.Sci.3(1994)3-23

11www.esrc.ac.uk/esrccontent/PublicationsList/whom/maps.htm

12B.Lewenstein,Fromfaxtofacts:communicationinthecoldfusionsaga,Socialstudyofscience,25:3(1995)403-436

13PeterWeingart,Scienceandthemedia,ResearchPolicy27(1998)869-879.

14《真科学》约翰•齐曼著曾国屏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p134

16DorothyNelkin,Sellingscience---howthepresscoversscienceandtechnology,W.hfreemnandcompany,NewYork(1987)71

传播学杂志范文第3篇

关键词:传播学;壮医药文化;翻译;一带一路;文化交流

壮医药文化作为具有广西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然而目前壮医药文化翻译研究相对落后,限制了壮医药学的对外交流和国际传播。本文以传播学理论5W模式为切入点,将壮医药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方式、对象、效果等因素纳入到传播分析中,提出对广西壮医药文化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以推动壮医药文化在国外的传播。

1广西壮医药文化的特点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祖国南疆,少数民族医药文化历史悠久。壮族是广西13个世居少数民族之一,也是中国人口数量最多的少数民族。壮族有自己独特的优秀文化传统。壮医药文化是壮族传统文化中与医药相关的精神文化、组织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总和,是壮族先民的生理病理观、病因病机论、诊疗方法和与之相关的心理指向、符号标记、民风民俗和药物器具等物质或非物质的表现形态[1]。现代医学属于科技范畴,而壮医药等少数民族医学却与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息息相关。壮医药文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壮医药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其次,壮医药文化在长期和中国汉族传统文化的双向交流过程中,尤其是在中医药文化的影响之下,与其呈现互相渗透和并存的局面。因此,壮医药文化作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民族和医学文化的交融,同时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

2一带一路背景下广西壮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与翻译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邻北部湾,面向东南亚,是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唯一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省区,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门户,因此,弘扬壮医药文化,既是将广西文化特色发扬光大的要求,也是中华文化走出去历史背景下,广西责无旁贷的使命。2017年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陈武在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六次会议上提出,广西将实施中医药壮瑶医药振兴计划。同年,全国人大代表、广西中医药大学校长唐农教授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广西在发展中医药、壮瑶医药方面悠久历史,资源丰富,应抓住机遇推动传统医药走向国际舞台。无论是从政府层面,还是中医药从业者都意识到壮瑶医药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广西壮医药文化国际传播是“一带一路”大背景下,落实广西自治区人民政府一系列做大做强壮医药政策的具体举措,更是以壮医药文化为纽带,联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扩大壮医药国际影响力,为更多人谋健康福祉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包括壮医药文化在内,中国传统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语言是传播的媒介和第一手段。传播学与翻译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传统医药英译的实质就是传统医药的国际传播,不管是中医药文化还是壮医药文化,英译的质量直接影响国际传播的效果。壮医药文化翻译得到重视并逐步开展,不少学者和研究人员参与到这项工作中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相关文章。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医与壮医翻译理论对比研究、翻译策略分析、壮医药名词术语标准化研究及壮医针灸穴位名称翻译等。但是,近10年来,壮族医药文化才逐渐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被提出,研究内容不够全面深入,研究手段方法比较局限[2]。而且,由于壮医药文化翻译缺乏理论指导、翻译人才、翻译资源缺乏,且壮医药文化翻译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和领军人物,无法影响和带动更多人参与其中,使得研究相对滞后,极大制约了壮医药的对外交流与国际传播。

3国际传播学5W模式对壮医药文化翻译研究指导意义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是不同民族和语言文化交流的媒介和见证。但是,壮医药文化翻译如果仅仅停留在语言层面,其研究局限在本学科的固有范围内,那么这种单一学科理念支撑下的方法论很难给其带来理论和实践的建树和真正的发展。本研究拟以传播学理论框架构建者拉斯韦尔提出的传播过程5W理论(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手段、传播受众以及传播效果)五个因素为理论基础,将翻译纳入传播学理论框架来探讨翻译意义的生成与形式建构价值,进而应用到壮医药文化翻译研究方法论中,即从传播学视角来探析壮医药翻译中意义构建的价值,从而进行意义的构建与传播。

3.1谁(who)———传播主体任何传播行为都会有原动力。“谁”是指传播主体,可以是个人,集体,或者专门机构,在传播过程中担负着信息的收集、加工和传递的任务。对传播者的分析即为传播活动中的控制分析[3]。从个人角度来看,中医师,尤其是壮医医师,从事壮医药教学的教师,壮医药文献和资料翻译人员及媒体传播工作者等都是传播者,但是由于他们的职业特点不同,传播的侧重点也不同。中医师,壮医医师,从事壮医药教学的教师接触对象主要是患者和学生,当然也包括国外的病人和留学生。因此他们的信息传递重点在于壮医药专业知识方面。如果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具备一定的外语水平,则更加有利于壮医药文化的传播。而壮医药文献资料翻译者及媒体传播工作者面对的群体更为广泛,不仅包括患者,还有对壮医药文化感兴趣的人群。从集体或者专门机构的角度来看,壮医医院或者中医院的壮医科室,与壮医药文化相关的高校二级学院或研究所,相关政府机构、媒体、社会组织等,也应该承担起传播主体的责任。

3.2说什么(what)———内容分析5W模式中的what即传播的主要内容。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壮医药传播内容不仅仅涉及壮医药理论体系,包括壮医诊治方法、用药规则、医药卫生习俗、生理病理观、治疗理念等,而且还涵盖了壮医药哲学基础和文化内涵。壮医药对外交流和国际传播的立足点在于壮医药的翻译。就壮医药的英译而言,应该包含壮医药名词术语英译和壮医药文化英译,前者偏重于专业技术性,例如壮医诊断术语、壮医针灸穴位名称英译等,后者重心在于对壮医药文化内涵的传播。目前,已经有很多学者开展了中医名词术语的英译研究,涉及中医药领域的术语英译标准层出不穷,比较权威的有世界卫生组织(WHO)颁布的《西太平洋地区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制定的《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等。关于壮医药的名词术语英译研究,也逐步开始展开了相关工作。例如岑思园,蒋基昌等[4]开展壮医药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研究。蒙洁琼等[5]研究壮医针灸穴位名称英译方法。壮医药专业名词不同于其它医学科技名词,多以文言文为主,有些壮医药文化文本甚至由壮语转译成汉语而来,具有浓厚的历史和民族特色,在传播过程中,如果译者不加变通、照搬原文术语与文本形式,会让异质文化读者感觉太过深奥,很难理解。壮医药文化的翻译与传播的语言来源也不仅仅完全体现在壮医药原始文献方面。壮医药文化作为传统民族医药的宝贵遗产,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医药卫生合作交流的一部分。自2009年第一届中国传统医药高峰论坛举办以来,中国与东盟国家在传统医药资源保护、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合作等领域取得新进展。这就涉及到外宣材料的英译,如壮医药科技合作备忘录,外宣新闻稿件,展示材料等,传播的内容对英译的要求更高。外宣翻译质量的高低影响国家形象和文化软实力,信息传播准确性要求更高,而且要重视目标语受众的认知和接受习惯,时刻关注译语读者同本土读者的认知差异,在翻译过程中要有跨文化交际意识。

3.3通过什么渠道(inwhichchannel)———媒体分析“通过什么渠道”是对壮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渠道做分析研究。目前,比较大众的传播媒介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传播渠道趋向微端化。针对不同的传播内容、受众群体,可以有不同的传播方式。向专业学术性人群传播的目的是使其更为标准化、规范化,可以选择应用组织性传播,促进交流。一般受众群体接受的传播方式,可以通过口碑传播,社交软件或者新闻舆情等进行。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信息交流活动,其本质也可以理解为跨文化交际传播,译文的文本也是一种传播渠道。因此,译文文本要针对特定的受众群体,善于把握2种文化之间的细微差异和表达特点,才能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

3.4对谁说(towhom)———受众分析Towhom是指“对谁”,就是受传者或受众进行传播。壮医药文化的英译是在跨语言文化基础上对民族文化进行探讨。受众群体可以分为两类人。第一类是:专业学术性的人群,第二类是:把壮医药文化作为兴趣的人群。专业学术性人群必须具备良好的素质,要有较高的中医学和壮医药学水平以及熟练的英语翻译能力。对壮医药感兴趣的人群可以包括西医背景的人才或者是经壮医药治疗受益的人群等。两类人群都有利于壮医药文化的传播。实际上,在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中,传播者和受传者相对存在,一定条件下,二者的位置可以互换。例如,目前来广西学习中医的留学生比较多,他们当中基础较好的人一定也对壮医药有所了解,甚至部分人也接受过壮医治疗并有良好的效果,当他们学习到这个领域的相关知识后,也会把壮医药文化传播到自己的国家,这个时候他们就成了传播者。

3.5取得什么效果(withwhateffect)———效果分析Withwhateffect指传播取得的效果分析。从宏观层面来看,壮医药文化的传播和翻译如果能使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接受壮医药治疗,让壮医药文化在国际上有立足之地,实现了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则有助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但是,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从微观层面来看,能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壮医药文化进行准确的翻译,使得壮医药疗法和文化更好地为国外患者和读者所理解和接受,是有志于从事壮医药文化翻译、研究者所共同面对的问题。

4结语

运用国际传播学5w理论探讨壮医药文化翻译,能更好的体现壮医药文化的意义和价值,通过翻译中的意义构建,进行信息交流,不仅仅是把壮医药文化传播局限于语言层面的双语转换,而是以更加多元化的视角,将壮医药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方式、对象、效果等因素纳入到传播分析中,对其研究发展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庞宇舟,王春玲.壮医药文化概述[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9,15(10):800-802.

[2]庞宇舟.壮族医药文化的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35(4):57-59.

[3]王晓敏.国际传播学5W模式对中医文化传播的指导意义[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35(5):113-116,124.

[4]岑思园,文娟,蒋基昌.壮医药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研究初探[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6,25(14):4-6.

传播学杂志范文第4篇

摘要:金庸小说于20世纪60年代进入越南,随即掀起译介、阅读及研究的热潮,对越南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与此同时,激发了越南文学界对武侠小说创作的热情,给越南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金庸小说;越南;文学;影响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有接受他民族文学影响和影响他民族文学的多种可能性和渠道,任何一个作家也有接受他人影响与影响他人的多种可能性和机缘”[1],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辉灿烂成就的中国文学对世界很多国家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日本、韩国、泰国、老挝和越南等国家。中越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越南文学在学习借鉴中国文学的同时,也创造出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学作品。中国通俗文学传播至越南之后也受到越南读者的喜爱,与此同时对越南社会文化产生了很多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末期,以梁羽生和金庸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开始传播到越南。梁羽生、金庸、古龙、卧龙生等新派武侠小说家开始受到越南读者的关注,尤其是金庸。金庸小说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金庸小说开始风靡港澳,六七十年代蔓及东南亚及欧美华人文化圈,自八十年代又热回了台湾和中国大陆”[2]。金庸小说1960年开始传播到越南并很快形成越南六七十年代金庸的翻译及阅读热潮,九十年代末还形成金庸研究热。金庸小说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和艺术魅力,不仅使金庸小说在越南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还对越南社会精神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该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其小说不仅激发越南作家对武侠文学研究与创作的兴趣,还给越南文学创作提供很多有价值的启发。

一、金庸武侠小说在越南的传播与研究

金庸小说在征服了无数读者的同时,也掀起了学术界对其小说进行评价与研究的热潮。他们对金庸小说的武功招式、人物形象、思想文化、爱情世界等各方面进行了研究、述评,从而总结出其小说对文学创作的不少经验。回忆起80年代文学界对金庸小说的痴迷,当时在越南《军队文艺》杂志社工作的作家范秀珠如此介绍:“在我工作的杂志社,一位才华出众的作家阮凯,还有一位狡猾伶俐的人物春册都迷上了武侠小说,他们每次看完了金庸的一部小说都叫大家聚集,对其小说进行剖析及评价,也不忘记联想到现实生活中的故事。”[3]这样的讨论结束之后就出现了不少有关金庸小说的评论及研究的文章。但因为越南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及政治因素,读者阅读其小说的主要目的是消遣娱乐。再者,研究界向来主要关注精英文学而忽略通俗文学。所以认真对金庸小说进行研究的文章不多。1965年3月15日《文学杂志》出版了有关武侠小说及金庸小说的第三十四期专刊。专刊上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的文章,如刘中考、李正忠、世渊、阮有庸等,他们大多以肯定倾向为主。实际上,这段时期较有份量的只有1968年杜龙云教授撰写的《无忌,在我们中间还是一种金庸现象》[4]和阮梦觉教授1972年撰写的《金庸的犹豫》[5]这两部专著。这两位教授在其专著中都高度赞扬金庸及其小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越南对金庸小说的研究尚未进入热潮,这个时期可以称为越南金学研究的起步时期。1975年4月,越南全国统一并进入社会主义阶段,通俗文学被禁止发行和传播,金庸小说也不例外。但对金庸小说的研究尚未停止,只不过此时的研究者“大部分都以否定倾向为主”[6]。1977年,封贤、石方、陈友佐、郑慧琼、潘德立等文学批评家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了金庸小说。直到九十年代越南改革开放之后,金庸小说才再度受到欢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金学研究真正进入到高峰时期。金庸小说的研究成为越南学界为人瞩目的一个新议题,从大学课堂到学术讨论会,金庸小说的影响力随处可见。2000年,越南金庸研讨会在河内隆重举办。会上,专家学者的共同观点就是肯定金庸小说继承了中国传统武侠小说的传统,还创造出了新一类的武侠小说。1998年2月,《外国文学杂志》出版了有关金庸小说的专刊。该专刊刊登了《雪山飞狐》的新译本及金庸小说的一系列评论文章。其中,潘秀珠、王智闲、翁文松、杜来翠等的文章比较有见解。除此之外,许多与金庸相关的研究书籍也大量出版,具有代表性的有1999年武德海星撰写的《金庸在我一生中———文学考论》[7]、2001年陈式主编的《金庸作品与舆论》、2002年武德海星的《从法律角度分析金庸小说中的人物》、阮唯正的《读金庸小说了解中国文化》、黄玉战的《闲谈金庸小说》、2004年徐成智勇的《金庸义气》和《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道主义》等,其中最有权威的研究文章和著作影响最大的是武德海星,“他己经出版了五本金庸及其作品的研究评论著作”[8]。金庸小说以其艺术魅力、文学价值促使了越南金学研究的兴起。与此同时,不少学者也开始进行武侠小说的创作。

二、金庸武侠小说对越南武侠小说创作的影响

20世纪下半叶,金庸先生开创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新时代。他的小说既继承中国传统武侠文学,又“运用西方近代文学和中国五四新文学经验”[9],使其雅俗共赏。越南武侠小说深受金庸小说的影响,引起越南武侠文学的革新和评论界的思考。在六七十年代,越南掀起了一股“金庸热”,这股热潮激发越南武侠小说创作的兴趣,其中以越南著名的翻译家徐庆峰和番景忠两位为代表。徐庆峰是将金庸小说介绍到越南的第一个人,他曾经翻译了金庸的很多作品。后来徐先生还动笔写武侠小说,代表作品有《Halongth`nkim》(火龙神剑)、《akimquáikhách》(多脸怪客)、《Lu•cchinbokiém》(陆战宝剑)等。据评论家的观点,“徐庆峰小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10]。笔者认为徐先生在仔细阅读、翻译金庸小说的时候,他的思想一定受金庸创作思路的影响。相比徐庆峰,译者番景忠的作品具有浓厚的越南历史与传统文化。例如,其作品《红蝶玉珍》以公元1054-1400的大越国(越南古代国号之一)为历史背景,创造出一个神奇的武侠世界,《佳人侠客》以中国北宋中期广西广源州(今靖西、田东一带)的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领导壮族和其他民族人民反抗交趾(今越南北部)掠夺骚扰为历史背景等等。金庸小说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除了《笑傲江湖》《侠客行》《连城诀》和《白马啸西风》,剩下的十一部小说都有明确的年代背景。《越女剑》《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和《鹿鼎记》分别讲述的是春秋、北宋、南宋、元末和清康熙年间的故事。另外,越南文坛上还涌现出黄丽、黎佛山、武玉锭、黎大行、朱世武等一系列武侠创作者。其中写得优秀的且受读者喜爱的有黄丽和黎佛山。黄丽是越南20世纪50年代后著名的记者兼文学家,也被称为越南武侠小说写得最优秀的作家。黄丽的武侠作品表面上模仿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的创作思路,实际上其作品受新派武侠小说的影响较为深刻,尤其是金庸小说的影响。金庸小说塑造一系列对偶的人物形象如北丐—南帝、东邪—西毒。黄丽的小说中也有南神—北圣、东精—西鬼等等。在中国新派武侠小说的影响下,黄丽创造出越南的一系列新派武侠小说,最著名的是《Lah`nrù’ngxanh》(深林火爆)。黎佛山深受儒教和佛教的影响,其小说创造了一种将历史与传奇结合起来的故事模式。关于人物形象的塑造,黎佛山也受金庸的影响,代表作品《LongHTranhHùng》(龙虎争霸)中的主人公得朱像《天龙八部》的主人公段誉,他们所学到的武功有时候发挥作用,有时候用不了。有趣的是,黎佛山自己想出越南丐帮并设立了与中国丐帮相异的一系列规定。黎先生的作品受到评论界的高度评价,成为越南武侠小说中优秀之作。20世纪60年代至今,越南武侠作家在风格、创作思路、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等很多方面模仿中国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小说。金庸小说对越南文学的影响极为深刻,既有正面的影响,也有不少负面影响。过度模仿金庸小说导致越南武侠小说的创作程式化、缺乏创新点。1973年,金庸封笔之后,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模仿其小说的越南武侠小说纷纷出炉,但大多质量不高。

三、结语

金庸小说既继承东方的传统文化,又富有现代意识,对越南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激发了越南人对武侠小说创作的兴趣,对越南文学创作有所启发。当代武侠小说创作需要打破以往武侠小说创作的程式化:一方面继承传统武侠小说及新派武侠小说的优点;另一方面要不断革新、创造自己的风格。唯有如此,才能促进武侠小说创作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孟昭毅.比较文学通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94.

[2]周丽萍.金庸小说流行的传播学分析[J].嘉兴学院学报,2008(2).

[8]裴氏翠芳.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越南[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168.

传播学杂志范文第5篇

1.读者少,宣传推广力度不大根据小范围的调查发现,很多学生并不知道本校文学杂志的存在,也不会主动关注了解。印刷出来的期刊一部分送给老师,一部分给作者,一部分内部留存和消化,真正流传到广大学生群体中的杂志并不多,因此,文学期刊的读者群体十分狭窄。在新媒体出现以前,文学期刊的宣传主要靠原始的海报、摆摊定点宣传、学生寝室宣传,效果并不大。新媒体出现后,虽然宣传推广的情况有所好转,可以利用社交媒体诸如微博、微信、空间推广,宣传的局面依旧没有打开,传播面的扩大极为有限。

2.团队素质良莠不齐,交流合作的平台狭窄期刊的编辑人员来自于学校各个院系,各自凭着兴趣加入,而目前的考核并不成体系,团队成员的素质无法保证,投入的时间精力也有限。一旦人员更换,期刊的编辑制作和宣传推广便不能保证正常持续进行。大部分的期刊都只在本校内部流通,很少对外,社团或者学校组织机构没有一个统一的对外交流合作的平台。虽然近两年在部分高校文学社团和武汉市文联的努力下,成立了高校文学社团联盟,但这仅限于联盟社团成员统一组织,实际的活动并不多,也没有将所有高校文学期刊组织纳入其中,没有自己统一的文学刊物,相互间的合作交流机会十分少。

二.网络新媒体兴起带来的影响

互联网的发展,新媒体出现,给校园文学和文学期刊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时,也极大的冲击着他们原有的发展基础。新媒体以其海量性、快捷性、广泛性、交互性、成本低等特点赢得了一片叫好声,而这些特点正是传统的纸质印刷业所不具备的。大学校园中活跃着中国最青春、最有活力的一批人,他们有激情,充满好奇心,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也强,很快就接受了网络,对新媒体的应用也得心应手。原有的校园文学期刊的存在基础正在慢慢丧失。网络和新媒体的存在对校园文学刊物的冲击是多方面的。

1.博客空间的出现和发展使得创作者不再需要印刷出版自己作品的机会,文字可以随时上传被读者阅读。另一方面,电子阅读迅猛增长,大学生们不再依赖传统的纸质印刷物,只要一台电脑或是一部手机,就能随时随地阅读。

2.新媒体的多元化,吸引了大学生的眼球,学生们的注意力都在那些新奇好玩的事情上,对校园文学的兴趣也没有以前那么浓厚,文学创作的积极性降低,整个校园文学创作和文学刊物发展的阵地正在逐渐缩小。

3.网络文学逐渐繁荣,分走了原有的校园文学的创作群体。发表在文学期刊上的文章并不能给学生作者们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而网络文学小说不仅能为作者赚来人气,也能带来相应的经济利益。

4.依赖于网络技术的电子杂志兴起,很多文学组织因为成本问题放弃原有的纸质刊物,转而做电子杂志。当然,网络新媒体的出现带来的不一定都是负面作用,网络扩宽了期刊的发行传播途径,也使得创作更加多元化。创作主体能与其他作者和读者通过各种电子媒介手段沟通,不再是单向度的作者到读者的传播,沟通与对话更能促进思想的交流和提升。

三.网络时代校园文学期刊发展策略

网络新媒体的兴起固然给校园文学期刊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利弊,何况新媒体还是新出现的正处于上升期的新事物,它的影响力正在显现,它的优势也是有目共睹,对传统的纸质文学期刊来说是一种有利的弥补。合理的利用,就能为校园文学期刊的继续发展继而新繁荣带来良好的局面。第一,期刊编辑制作团队要加强自身的建设。严格控制编辑的准入资格,挑选文学素养较高的人员组建编辑团队,对编辑人员进行专门的培训与培养,使编辑人员切实发挥把关人的作用,增强团队实力,提高办刊的效率与质量。第二,建立自己的人才库,保证一批长期供稿人;建立投稿激励机制,鼓励大学生积极投稿。利用校内外资源,联系名人名家不定期开展讲座、论谈,为作者提高写作能力和读者提高文学作品欣赏水平提供条件。第三,根据期刊本身的特点,制作电子版本,与纸质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电子版的内容不能仅仅是纸质印刷物的简单复制,可以开辟新的板块,融入图片、视频、音频等多元化元素,将电子版办得有声有色,提高刊物的知名度。也可以在电子杂志中插入广告,为刊物筹集资金。第四,利用新媒体进行期刊的宣传推广。除开传统的宣传方式外,可以利用微博、微信、空间等社交平台和网站对期刊全方位介绍推广。通过新媒体渠道适当拉广告赞助和经费支持,扩大经费来源。单向度的传播,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利用新媒体为作者和读者创造沟通互动的环境,让读者的观点和意见引导作者进步,提高创作水平。最后,是要做好纸质期刊的保存和电子档案的登记存储工作,以保证刊物的可查可考。

四.结语

传播学杂志范文第6篇

“读图时代”是对21世纪视觉文化占领大众日常生活的一种形象的表述。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和电子媒介全球化普及,电影、电视、电脑、广告、手机、各种电子产品共同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大众文化传播网,图像作为传播的主要内容取代传统意义上印刷文字成为文化消费的主角,这种由大众消费文化的兴起带来的视觉文化艺术引领我们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电视成为日常生活审美泛化的主要载体,电影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重要形式,电子网络将世界变成一个“村”,广告无处不在,图像包围了生活,读图时代宣告来临。作为一种重要的视觉文本,图像除了通过画面表达直观的能指外,更多地是从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心理学、图像学等角度表现出来的丰富所指,这种所指表达或未表达的丰富的意味或意义通过不同的主体被解读,并产生出千差万别的阅读效果。当“读图”成为日常生活审美的主要形式时,读者必须保持思想的理性状态,否则这种视觉艺术对思想的侵入将会降低读者的理性判断力,从而导致思想的衰退。中山大学罗一平说:“读图是学人的哲思,读图是欲望的凝视,读图是历史的校验,读图是伦理的考量,读图是文化的选择”①,在特定的主体和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读图带来的不仅仅是审美愉悦,而且是历史、伦理、文化、民族等多个层面上的深度思考。

现实是流动的历史,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翻阅晚清历史,你会突然发现,那里曾经潜藏着一个极具现代“读图时代”雏形的特殊时期,一个以图像为主要表现对象、在视觉上从低靡走向发达的文化时期,图像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通过纸质媒介广泛传播,其影响力虽然远没有电子网络那么强大,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毫不怀疑地说,这也许是“读图时代”在中国的真正起源。这个“读图时代”在晚清启蒙思想的影响下通过图画培养读者的理性,以期达到“启蒙”的目的———使不成熟的人脱离蒙昧渐趋于成熟和理性,通过对西方现代科学及景物的描摹,为晚清的读者绘制出一片全新的西方图景。1872年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创办了晚清发行时间最长的商业报纸《申报》。为了提高设备的利用率,该报于1884年5月8日创办《点石斋画报》,随《申报》附送,每期画页八幅,至1898年停刊共发表了四千余幅作品。北京大学陈平原对《点石斋画报》的历史价值做出的评价是:“作为晚清西学东渐大潮中的标志性事件,《点石斋画报》的创办,涉及诸多至关重要的领域。首先,它开启了图文并茂因而可能雅俗共赏的‘画报’体式,这既是传播新知的大好途径,又是体现平民趣味的绝妙场所,日后大有发展余地。其次,‘画报’之兼及‘新闻’与‘美术’,既追求逼真,也包含美感,前为我们保留了晚清社会的诸面相,后者则让我们体会到中国美术的嬗变。再次,‘画报’之兼及图文,二者之间,既可能若合符节,也可能存在不小的缝隙,而正是这些缝隙,让我们对晚清的社会风尚、文化思潮以及审美趣味的复杂性,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②实际上,《点石斋画报》建构了一种新型的知识空间,图画与现代媒介的成功联姻,使得图画史无前例地完成了大众化传播。1890年10月,《点石斋画报》的主要画师吴友如离开该报,在上海自创了《飞影阁画报》。1898年后晚清画报业迅速成长起来。根据叶再生编著的《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一书统计,1898年9月至1911年12月,先后创办的画报类报刊达52种之多,这些画报的创办是早期大众文学媒介对图像关注的文化背景。1902年11月15日,中国第一份文学杂志《新小说》在日本横滨创刊,“图画”被列为第一个重要栏目。在小说杂志中图画不再是怡情悦性的东西,它与小说文本共同建构的政治、社会、文化图景,不仅是编者的审美意识的表现,也是晚清大众传播媒介的特殊内容。

《新小说》前后出刊24期,所刊图画55幅,大致分为三类:人物像29幅,占总刊载量的52.7%;自然风景12幅,占21.8%;社会内容14幅,占25.5%。这一比例关系与晚清社会现状相契合。《新小说》刊载的人物照以“英雄、名士、美人”为表现对象,“英雄、名士”多选用西方的小说家、词曲家的照片,这与《新小说》的政治指向相契合,有其特定的政治或社会意义;“美人”的照片则选用了外国女优、王妃的照片,唯有第13号选用“清太后那拉氏”的照片。《新小说》所刊小说家照片重点是西欧及俄国著名的小说家、词曲家、诗人,俄国的托尔斯泰、显克微支、法国的器俄、美国的马克•吐温、英国的拜伦、雪莱、德国的歌德等等。其中俄国作家以强烈的批判现实精神而著名,托尔斯泰是19世纪至20世纪俄国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思想家,列宁称他为“俄国十月革命的镜子”。与托尔斯泰相同,波兰的显克微支也出身贵族,但他却极力反对暴君统治、反对十字军骑士入侵。法国大作家维克多•雨果是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他的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等均极力讽刺宗教和贵族的虚伪、揭露资本主义压迫和奴役下层劳动人民的残酷。他们的人生价值取向与梁启超强烈的知识分子责任感和济世救国的儒家思想具有内在同一性。拜伦和雪莱都是19世纪英国最具反抗精神的浪漫主义诗人。这些作家和诗人都是梁启超内心追随的圣者,对他们照片的选登,深蕴着梁启超在《新小说》杂志的每一个细节中灌注的政治思想和寄予的政治愿望,这些世界一流作家照片的刊登,展示出《新小说》的世界眼光。第13期刊载了慈禧太后手持团扇的全身坐像。

慈禧统治晚清48年,期间她的专权与骄奢注逸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晚清中国走向现代化,使封建集团内部走向分裂并致中国走向最后的衰败。在照相术没有被引进时,其画像均由御用画师完成,极少流入民间,所以百姓对她的认识仅限于模糊的想像。《新小说》刊登的这一幅照片,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审视,照片的选登说明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对中国的渗透———连慈禧都开始使用照相技术;慈禧太后的形象被广泛传播,在现代媒介的传播过程中达到了“祛魅”的效果,至高无上的皇权就统治在这样一个女人手中,她既不是三头六臂,也不是青面獠牙,甚至还不乏几分雅致与安祥,从而使民间对慈禧的各种猜测归于明晰,皇权在传播的过程中被部分消解,现代大众媒介改变了平民与皇太后之间的审视关系,从立体的仰视到机械复制时代的平面化,阅读形式的变化对观念的改变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与第9期“法王路易十六被巴黎市民逮捕之图”放在一起解读,就能够产生中国的皇权不是不能推翻的意味。这也许并不是主编吴趼人的本意,但图像的意义在阅读过程中已经增值。《新小说》刊载的自然风景类照片也别有兴味。在13幅自然风景照中,涉及到日本、美国、埃及、奥地利、瑞士、德国、加拿大、意大利八个国家,另有一幅是北京皇宫内的北海全景。内容包括火山、瀑布、河流、山川、吊桥、溪水、港口、西式建筑等。因为地理知识的匮乏,晚清中国民众的思想相当闭塞,西方景观的展示无疑能开拓他们的视野,培养他们的理性认识。社会类的照片内容混杂,战争、政治、历史、文化,每一幅画面中都蕴含着一个故事,一部历史或一段神奇:法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统帅拿破仑身着统帅服装,前胸戴着勋章,牵着普鲁士王后的手;路易十六,曾经显赫一时的法国国王在法国大革命运动中被缚着双臂;绚丽的教皇宫殿显示着西方建筑的雄伟、瑰丽和宗教的神秘;北海这片仅供至高无上的皇权统治者们游弋嬉戏的美景胜地,会不会因为统治者的昏聩无能像圆明园一样毁于强盗之手?《新小说》第20号知新主人周桂笙谈中国小说不如外国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图画,他说:“外国小说中,图画极精,而且极多,往往一短篇中,附图至十余幅。中国虽有绣像小说,惜画法至旧,较之彼用摄影法者,不可同日而语。近年各大丛报及《新小说》中之插画,亦甚美善。”

《新小说》杂志所刊图画对后来的小说杂志产生了重要影响,无论是《月月小说》《小说月报》《小说大观》等,都开始采用大量的图片,与文本共同建构丰富的杂志风貌。而它所具有的多重媒介意义则体现在:第一,它所展示的图画与《点石斋画报》和《飞影阁画报》不同,不再是传统绘画结合西洋技法的绘画作品,而是西方先进照相技术的现代成果———新式照片,这些照片不再通过虚构的线条、写意来传达意义,而是通过对客观现实的再现记录和反映世界,由它所组成的图像世界从来源和本质上都表现出“新”的意义。第二,它采用的照片以西方图景为主,使读者能够以图像的形式解读西方,将世界以新的形式展现到读者面前。这种来自于西方的人物、风景、社会风貌的展示,本身就是西方现代形象在晚清中国的推进。第三,这些照片与小说文本共同建构起一个想像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既有对民族国家的想像,又有对西方世界的想象;既有对历史与现实的视觉感受,又有对未来与科学的精神幻想。图象与文字在这个特殊的空间里为读者提供了不同文本间“对话”的可能,它们彼此互为“语境”,呈现出丰富的意义,共同完成了编者赋予的历史使命。第四,图画通过现代机械化复制,借助杂志这种现代大众媒介完成了视觉文本最广泛的传播,与小说一样,在同质化的时间内经过不同读者的共同“阅读”实现自身意义,产生久远的影响,体现为后来文化杂志和书籍先图后文版式的广泛应用,是现代文艺报刊图像化的重要起源。

传播学杂志范文第7篇

一、以“艺术生产”为逻辑起点的艺术及传媒艺术的属性

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以“艺术生产”作为逻辑起点,认为艺术的本质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生产。而大众传媒作为文化艺术生产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艺术生产密不可分。因此,在生产的意义上,媒介与艺术并无区别,它们同为一种生产类型,并与物质生产有着相类似的内在属性。首先,作为一种生产,它们都具有商品属性。马克思在论述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时曾指出,在物质产品商品化的社会里,作为精神产品的艺术也会商品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一开头就指出:“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由此可见,商品作为一个“外界的对象”,并不限于只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物质产品,它也包括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精神产品,艺术品就是这样的精神产品,传媒艺术也与其相同。应该看到,艺术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具有双重属性。即作为一般产品的性质和作为精神产品的性质。从艺术品的一般商品性来看: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运动一般经过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等环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在《快感:文化与政治》一书中说:“实际情况是,今天的美学生产已经与商品生产普遍结合起来,以最快的周转速度生产永远更新颖的新潮产品,这种经济上的狂热的迫切需要,现在赋予美学创新和试验以一种日益必要的结构作用和地位。”

[5]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我们同时注意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述消费与生产的互动关系时,有一段十分重要的话:“消费从两个方面生产着生产”,一是“因为只是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二是“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此“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马克思这段关于消费的精彩的论述为我们正确理解传媒艺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方法论原则。今天的传媒艺术已经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其生产和消费被纳入市场交换的轨道,服从于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作为一般“商品化”的形式,传媒艺术的生产应按照马克思“消费生产着生产”“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的理论,根据消费者的需要来进行艺术创作。但是,艺术品作为一种精神产品,还具有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特殊性质,传媒艺术同样如此。传媒艺术不同于一般的物质产品,无论从生产方式还是最终产品的消费效用来看,都具有独特性。与一般物质商品的生产方式不同,传媒艺术在生产过程中更多的是投入智力劳动,而非体力劳动或生产资料,因此在机械复制的同时也要强调个人艺术创作。另外,产品形态也有根本的不同,物质商品是有形的产品,而传媒艺术生产的是无形的产品。有形产品摸得着、看得见;而无形的艺术产品只能通过人脑及其思维活动才能被感受出来,因此判断艺术产品是好是坏,有极强的主观性因素,不像一般的物质商品有一个固定通行的检验标准。最后,一般商品跟艺术产品的产品消费效用也有根本不同。一般物质商品与艺术产品想要获得消费,都要满足人的一定欲望和需求,但一般物质商品主要是满足人的生理上的需要;而艺术产品的效用主要是满足人的心理上的需要。其次,作为一种生产,它们都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同物质生产力一样,艺术生产力也包含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几个组成要素:一是艺术生产者,即在艺术生产中具有一定的艺术创造力和审美素质的人;二是艺术生产对象,即艺术生产者在艺术生产过程中所认识、加工、改造的各种对象,包括自然对象与社会对象;三是艺术生产资料,即艺术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劳动工具等必要的物质手段。马克思把生产技术列为艺术生产制约因素的首要环节,他在谈到拉斐尔的绘画时说:“和其他任何一个艺术家一样,拉斐尔也受到他以前的艺术所达到的技术成就、社会组织、当地的分工以及与当地有交往的世界各国分工等条件的制约。”

[3]459真正把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运用到实际艺术分析中的是德国犹太裔思想家本雅明。本雅明在一篇重要论文《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中,专门探讨了艺术生产方式问题。“艺术像其他形式的生产一样,依赖某些生产技术———某些绘画、出版、演出等方面的技术。这些技术是艺术生产力的一部分,是艺术生产发展的阶段;它们涉及一整套艺术生产者及其群众之间的社会的关系。”[6]在本雅明看来,艺术同其他形式的生产一样,离不开一定的生产技术(艺术生产力),也离不开艺术生产者同社会和公众的一整套关系(艺术生产关系)。本雅明受马克思的启示,把艺术创作视作一种特殊的生产过程,这种特殊的生产过程同物质生产有着共同规律。本雅明认为,艺术创作同物质生产一样,其生产过程都是由生产者、产品、消费者等因素构成,只不过在艺术生产中,生产以艺术创作的形式出现,对最终产品的消费则表现为艺术欣赏。艺术创作的技巧就是很大程度由技术决定,技术就是艺术生产力,由此构成某种艺术生产关系。艺术生产力在艺术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艺术生产力从根本上塑造着生产关系,它的发展必然产生与之适应的生产关系,先进的艺术生产力必将带来先进的艺术生产关系。

二、传媒艺术改写了艺术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传统内涵

在信息社会向纵深发展的21世纪,传媒艺术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生产力,它以高科技载体媒介为生产工具和其他生产资料;以媒介“信息环境”或“拟态环境”为主要生产对象,以数字化高新技术为主要生产技术,以具有一定的艺术素质和审美创造能力的人为生产者,迅速发展成为越来越有影响的一种艺术生产力形态。它的出现,全方位的改写了艺术生产力的传统内涵与生产关系,标志着一种新的审美价值的诞生:首先,就媒介艺术生产对象而言,传统艺术生产对象是以实物形式呈现的自然界或社会内容为生产对象,而媒介艺术生产对象主要是以虚拟化的“信息环境”或“拟态环境”为生产对象,媒介生产内容不必从原生的现实生活中选取素材,而是从媒介提供的信息环境中便可完成艺术生产。按麦克卢汉的分析:“不是媒介传达的内容影响着人们,媒介本身就直接构成了人们的存在方式。现代媒介的基础,就是符号的运作,凡是不能变成符号特别是‘电子符号’的东西都不能存在。”[7]其次,就媒介艺术生产技术而言,作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工具,表现为“纯粹工具性”的特征,其内容很少受媒介工具的直接影响,而取决于生产主体的艺术创造性;而在媒介艺术生产中,技术要素越来越显现为艺术生产力中的突出要素,媒介不再只是充当传统意义上的工具与手段,而是直接参与了艺术生产的核心过程,生产者对媒介技术的重视甚至超过了对艺术作品内容的重视。最后,就媒介艺术生产者与接受者而言,与传统的艺术生产比较而言,媒介艺术生产不论是在观察方式、感知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上都不同于传统艺术的接受知觉方式。媒介艺术的生产者与接受者的界限被打破,数字传媒呈现出的“互动性”“虚拟”特征,无疆界的阅读与思维方式,已经使媒介艺术生产者与接受者深深处于新媒介以及新媒介技术的建构之中。这种新媒介技术打破了原来的贵族专利,更大程度地尊重受众的主体性意识,他们可以直接或间接参与到传媒艺术的制作过程中。在传媒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它不但改变了艺术品的生产方式,扩大了传播范围,还彻底颠覆了传统创作者与受众的关系,在传媒艺术的创作中,受众具有了参与性,在身份上可以与作者置换,他们既是消费者又可以成为生产者,身份随时变化。这是一个重大变革:“艺术从此不再是‘审美的幻象’,而是人人可参与的群体性、共时性的审美创造活动。大众的地位由被动变成了主动,不再成为工业时代的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奴役对象。即使在大众文化创造的虚拟世界里,本雅明认为,这种大众创造的虚拟空间,并不仅仅是生产者和媒体运作的结果,而是大众积极参与的结果。因此大众传媒时代改变了大众的政治地位和身份。”[8]

传播学杂志范文第8篇

当我们讨论学术期刊的组成元素时,很多人会认为期刊当然是由论文组成的,这其中期刊组成的基本单元——栏目很容易被忽视。期刊之所以成为期刊,而不是简单的论文集,就是因为栏目的存在。不同的期刊编辑有不同的策划意识、栏目编辑分类思想、品牌打造概念,编辑的价值是使刊发的论文呈现出某种“秩序”,学术期刊的品味恰恰是编辑群体学术品位的外在体现。一个期刊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期刊,就在于它所呈现的只属于这个期刊的独特性或者说特色。栏目特色是期刊最主要的特色之一。纸本时代,学者们通过阅读纸质期刊关注自己所属的学科和研究领域,有固定关注的期刊。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栏目是编辑、作者、读者注意力聚集的焦点。编辑试图通过栏目彰显学术研究成果,读者期待从栏目中获得某种学术信息,作者也可以从中窥视编辑意图[1]。一本期刊会因为某个特色栏目而在学术共同体内享有较高的声誉,并通过这个栏目聚拢相对稳定的作者群体和读者群体,特色栏目建设是学术期刊提升竞争优势、扩大学术影响力的重要举措。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和期刊数据库的兴起,学术传播秩序发生了转变,纸本期刊不再是学术传播的中心,学者不再通过“刊”来看“文”,而是通过“库”来看“文”,纸本期刊的整体性被撕裂,栏目作为期刊的基本单元也经常被忽略。尽管学术期刊某种意义上仍然是学术研究的中心,作为内容提供商的地位也十分稳固,但在传播环节却黯然让位于期刊数据库。鉴于读者获取文献的方式从整刊浏览转向目的更为明确的主题检索,各大数据库或多或少地选择了忽视栏目,隐藏期刊的整体性以及栏目设置,以迎合读者。这相当于在传播过程中将编辑们精心打造的“秩序”毫不留情地打乱,他们十分重视和关注的论文之间的逻辑性、相关性等也统统被抛开。栏目和期刊整体性的被忽视已经引起业界的关注,朱剑等学者都曾发文关注和探讨了相关问题[2‐4],期刊编辑部也通过自建网站拓展传播途径等措施试图引起读者对栏目设置和期刊整体性的关注。国家期刊管理部门也对学术期刊栏目建设了关切,教育部2004年启动的名栏建设工程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作为选拔性的建设工程,覆盖面过小。总体而言,随着新技术在学术研究和学术传播中的不断深入运用,期刊栏目却渐行渐隐,不再如纸本时代那般受到重视。但是,事实上,栏目对于学术期刊而言极其重要,是期刊学术品位的重要表现形式,部分栏目能够突出学术期刊的个性特色与局部性优势,通过打造特色栏目,期刊可以通过局部突破带动刊物整体自觉优化,实施以点带面上新台阶的跨越式发展战略[5]。因此,从立意的角度来说,本研究的首要目的是唤起学界对期刊栏目的重视。

二、栏目评价的实践进路与理论探讨

由专业评价机构主导、以定量评价为主的核心期刊评价是当下最受关注的期刊评价方式。这种评价忽略了期刊栏目这一基本单元,体现的是期刊的平均水平,是期刊所有栏目平均后的结果。我们无法根据期刊评价结果来判断期刊每一个栏目的优劣以及具体栏目对期刊的贡献度。这对期刊选择和打造重点栏目、特色栏目不利,也不利于调动期刊不同栏目责任编辑的工作积极性。而且,我国大部分学术期刊的办刊能力有限,要想期刊整体优势明显,成为精品期刊有很大难度,因此很多期刊都将主要精力用在打造一个或几个特色栏目上,突出个性特色与局部优势。从这个角度来看,栏目评价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内部一向重视栏目建设,几乎每个期刊都有重点打造的栏目,大部分期刊也有特色栏目(暂且不论这些栏目是否真正的“特色栏目”)。在重点栏目、特色栏目的建设过程中,学术期刊各显神通。对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栏目评价其实也有了不少实践,这其中,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当属教育部名栏建设工程。教育部通过名栏建设工程分别于2004、2011和2014年分三批次共评选出65家名栏。此外,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至今五届评优活动都很重视栏目评价,第一届“栏目策划奖”共有3个栏目获奖,第二届“栏目策划奖”共有19个栏目获奖;第三届分“全国社科学报名栏”(16个)、“全国社科学报优秀栏目”(116个)两个级别,共计有132个栏目获奖[6];第四和第五届中把评选全国高校社科期刊特色栏目作为重要内容,第四届评选出204个特色栏目,第五届评选出217个特色栏目[7]。2017年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又启动组织“首批教育部‘名栏工程’培育栏目”评选工作。全国地方高校学报研究会至今举办了五届评优活动,其中的名栏、特色栏目和优秀栏目评选也推选了一批优质栏目;各省市也有名栏或特色栏目评选,比如江苏期刊“明珠奖”特色栏目评选等。与核心期刊评价不同,栏目评价主要以定性评价为主,在申报之初,会对栏目的开设时间、发文量、社会影响等基本条件做出界定,由期刊主动申报,主办方组织专家评选,最终产生获奖栏目。这种栏目评选是一种“择优式”评选,采用专家评价方法,只能挑选出极少部分优质栏目。比如教育部名栏建设工程2004年、2011年和2014年三批次才评选出65个名栏,而全国约有2400余种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栏目至少10000个以上,这样看来,名栏凤毛麟角,不能很好地发挥鼓励作用。而且,名栏评选次数少、数量少,绝大部分的期刊栏目没有机会参与竞争。和名刊建设工程相比,名栏获得的资助和资源相对较少,后续资助和管理也存在问题,导致目前部分名栏发展并不太好,甚至已有名栏不再刊发论文。其他管理机构和协会评选特色栏目、优秀栏目后,也缺乏持续的关注、管理和资源资助等。

这些栏目对稿件的吸引力远不及核心期刊,因此这类栏目评价的知名度不大、影响力较小,尤其是在核心期刊评价的冲击下,名栏、特色栏目等被隐去了,只有小部分业内人士关注、了解此类栏目评价。又由于这类栏目评价的评价结果宣传不到位,也使得普通学者和投稿者发现、挑选优质栏目的渠道不通畅。此外,这类栏目评价也存在定性评价的固有缺陷,比如,无法大批量大规模开展评价,评价过程不够透明,可能存在不够客观公正的问题等等。在上述栏目评价实践之外,也有学者在关注栏目评价,并展开研究。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教育部名栏工程以及其他栏目评价的相关研究,主要研究名栏建设工程的影响力、名栏工程的得失、栏目评价给期刊带来的影响、期刊栏目设置和建设策略等等,以定性研究为主[8‐11];一类主要是探索性研究,基于引文分析法,采用定量评价的方式尝试开展栏目评价研究。有学者选用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web即年下载率、二次文献转载量等组成综合指标构建核心栏目评价指标体系;有学者用论文被引率作为栏目学术影响力的评价指标来评价;还有学者通过案例进行栏目设置比较以及栏目对期刊影响因子贡献情况的分析[12‐19]。但这类探索性研究有的仅停留在笼统设想层面,有的只用一本期刊作为案例进行简单的统计分析,还有的直接使用期刊数据库提供的引文汇总数据,没有将引文的详细数据下载到本地进行定制处理,可能存在与研究无关的数据被当作有效数据处理的情况存在。笔者以为,从必要性的角度来说,学术期刊需要被评价,更需要全方位的评价,以“栏目”为单元对期刊开展评价,是现行期刊评价的有益补充。对一种期刊的不同栏目或不同期刊同类型栏目开展评价都有价值,有利于促进更多期刊的成长和特色发展,尤其有利于拥有特色栏目但整体办刊能力有限的期刊。那么,就需要一种评价方法和一套评价指标,能够适用于大范围的期刊栏目评价。因此,本研究在归纳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实践栏目评价的具体操作办法,用于开展大范围的栏目评价。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我们试图选取同一学科不同期刊的常设栏目,通过更为精细的引文数据定制化处理,选取更多更全面的指标开展期刊评价,从而较为全面地反映栏目影响力。通过比较,本研究最终选取心理学学科的7种CSSCI(2017‐2018)来源期刊作为案例期刊,借鉴期刊评价的主要定量指标,选定发文量、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影响因子、有引文论文比例、零被引率作为主要评价指标,基于引文分析法,尝试评价同一期刊的不同栏目,以及不同期刊的同类栏目,进而评价期刊内部不同栏目对所在期刊的贡献情况以及不同期刊同类栏目的影响力差异。

三、基于影响因子和被引情况开展栏目评价

(一)栏目设置情况

本研究选取心理学学科的7种CSSCI(2017‐2018)来源期刊作为案例期刊,分别是《心理发展与教育》《心理科学》《心理科学进展》《心理学报》《心理学探新》《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其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为了考察期刊栏目的稳定性,以及借鉴期刊评价指标中影响因子(5年)的做法,选取2012‐2016年这5年期间期刊设置的栏目。张艳琼的研究表明,心理学学科的被引半衰期均值为4.83年[20]。那么,我们以5年为界限来考察栏目刊发论文的相关指标,也大致符合心理学学科的被引半衰期,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栏目状况。2018年6月23日,我们通过中国知网采集7种期刊2012‐2016年每一期的目录信息和刊发的论文(获取栏目和论文的对应关系),并剔除其中的投稿须知、期刊简介、编者按、总目录、会议通知、会议纪要、征文、悼念信息、广告、公告、更正启事、书评等非学术论文,整理得到7种刊物2012‐2016年设置的所有栏目和刊发论文的基本情况(表2)。7种期刊中有2个月刊、5个双月刊,《心理科学》每期页码最多,《心理学探新》页码最少,刊文量有较大差异。统计发现,除去专题研究类的专栏,部分栏目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成为常设栏目,只是出现了1次或几次而已,比如《心理学探新》的人格与应用心理学、认知与情绪心理学、认知与认知诊断、认知与学校心理学、推理和决策心理学、推理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学校心理学等栏目;部分栏目虽然2012年或更早以前就存在,但并没有持续创办到2016年底;部分栏目开设时间较晚,截至2016年底存在时间不足5年,为了统一,本研究选取7种期刊中2012年已经存在并持续到2016年底,开设5年以上、发展较为稳定的栏目,即常设栏目,作为重点评价对象。

(二)栏目影响因子

确定了研究对象之后,2018年6月28日,我们通过中国引文数据库获取7种期刊2012‐2016年刊发论文在2012‐2017年的被引数据信息,共采集到引文数据55788条,并将引文数据按施引年进行分组统计,用于分析栏目的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需要说明的是,我们采集引文后并未再对引文的数据源进行筛选,因此本研究的数据源包括中国引文数据库收录的所有期刊论文、硕博论文、会议论文,而《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计算期刊影响因子时,在此基础上对数据源进行了筛选,比如,2017年的统计源为4904种期刊、619所高校的硕士论文、292所高校的博士论文以及2852个会议论文集。因此,我们的引文数据源和《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不同,再加上前文所述的论文筛选标准不同,本研究的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统计结果和中国知网也会不同。为了与后面栏目分析的数据保持一致,我们并未采用《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提供的期刊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数据,而是自行统计7种期刊的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依据统计数据,7种期刊的被引频次(5年)、被引频次(2年)、影响因子(5年)和影响因子(2年)5,详见表4。这里的被引频次(5年)指期刊2012‐2016年发文在2017年的被引频次,被引频次(2年)指期刊2015‐2016年发文在2017年的被引频次。由于期刊刊期不同、每期页码差异也较大,因此发文量、被引频次差距较大,7种期刊的影响因子(5年)由高到低的顺序是:《心理学报》《心理发展与教育》《心理科学进展》《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心理科学》《心理与行为研究》《心理学探新》,影响因子(2年)由高到底的顺序依次是:《心理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报》《心理科学进展》《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心理科学》《心理与行为研究》《心理学探新》。

(三)栏目被引情况

仅用影响因子一个指标评价期刊的弊端已经被广泛讨论,仅用影响因子评价栏目也存在不妥之处,因此还需要辅助其他的栏目评价指标。我们引入有引文论文比例、篇均被引频次和零被引率这三个指标。栏目有引文论文比例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栏目整体受关注度和影响力,篇均被引频次可以反映栏目刊发论文的平均质量,可以作为影响因子之外重要的栏目评价指标。表6统计分析了7种期刊和30个栏目的有引文论文比例和篇均被引频次,并将每个栏目的有引文论文比例和篇均被引频次与所在期刊的同类指标进行了比较。通过比较能够发现栏目为期刊所做的贡献,考察栏目对于期刊的价值和贡献情况,比如《心理学探新》的“人格与社会心理学”,这个栏目在常设栏目中发文最少,影响因子(5年)和影响因子(2年)均高于期刊整体水平,有引文论文比例也高于期刊整体水平,但是篇均被引频次却远低于期刊整体水平。这表明,该栏目发文整体受关注情况较好,可是高被引论文较少。

四、讨论与建议

以上通过定量分析7种心理学CSSCI来源期刊30个期刊常设栏目的影响因子、有引文论文比例、篇均被引频次、零被引率等指标,实践了定量开展栏目评价的可行性。但是,本研究提供的只是一种定量评价思路,我们并没有对这些指标赋予不同权重,这主要是因为,不同的评价指标能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对栏目进行评价,可以根据不同需要采纳不同的评价指标、赋予评价指标不同的权重。在数据收集、整理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期刊栏目设置和栏目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也对栏目评价、期刊评价和期刊发展有了更深的思考。

(一)期刊栏目建设任重道远

当下的核心期刊评价以及读者查阅文献的方式尽管有弱化栏目的倾向,但是,栏目设置和栏目特色仍然是衡量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学术品位的重要指标。2002年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工作的意见》就明确指出,“支持高校社科学报根据各地和各校的实际和特色,创办特色栏目和名牌栏目,走内涵式发展之路,塑造各自刊物的学术个性和文化特征”[22]。实践中,我国大部分哲社类学术期刊也比较重视栏目的规划、设置和建设,但在栏目稳定性和延续性等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本研究的7种心理学期刊都设有栏目,比较重视栏目的规划和建设。但在栏目创设方面,《心理学报》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案例,虽然2012-2016年来,该刊先后有“理论与史”(“理论和史”)、“理论与综述”(“理论和综述”)、“争鸣”以及“研究报告”等4个栏目,但5年间,期刊刊发的有效论文共计707篇,“研究报告”一个栏目发文693篇,其他3个栏目只是偶尔出现,合计发文仅为14篇。可见,《心理学报》基本就只有1个栏目——“研究报告”,没有再对论文进行研究方向方面的栏目细分。其他6种期刊栏目较为丰富,有重点打造栏目,有常设栏目,还有专题研究,以及偶尔出现的非常设栏目。但是同时也存在部分栏目设置比较随意的情况,有的栏目仅出现几期甚至一期,部分栏目名称随意,经常微调。栏目的稳定性很重要,稳定而有延续性的栏目更容易引起学者的关注,因此期刊栏目的开设、变动或更替要经过慎重考虑和严谨论证,中途不要轻易变更栏目名称,容易引起读者和作者流失,对栏目的长久发展不利。栏目名称一旦设定,也不要随意更改,比如,《心理学报》开设过“理论和史”“理论与史”,以及“理论和综述”“理论与综述”栏目,仅一字之差,这可能和编辑疏忽有关,但也说明期刊对栏目名称的不重视。特色栏目的选定则需要更多的谋划,充分利用所在地区、主办单位、主编和编辑的力量,调研其他期刊栏目设置,做到真正有特色、有前景。总体而言,栏目建设需要开拓创新的办“栏”理念、稳定的编辑队伍、庞大的作者群体和学术共同体的支持。但是,由于期刊主编、编辑队伍的不稳定,导致办“栏”理念有可能不稳定,主办单位支持力度也会因种种原因而变动,导致期刊栏目建设之路没有那么通畅。我国哲社类学术期刊的栏目建设之路从长远来看,仍是任重道远,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二)栏目评价之于期刊评价

我们呼吁重视栏目评价并不等于否定现行期刊评价,相反,我们认为,这两者可以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更好地推动期刊发展。首先,栏目评价是期刊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栏目开展评价也是期刊评价的一种形式。期刊评价不仅仅是期刊几种定量指标的简单比较,而是更庞大、复杂的一项工程,它涉及期刊的方方面面,比如学术质量评价、学术影响力评价、编校质量评价等等,这其中也包含栏目评价。学术期刊栏目评价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难度较大。本研究开展过程中我们发现,栏目评价较之期刊评价更为复杂、繁琐,这主要是因为期刊栏目设置变动较大,栏目发文量和受重视程度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和期刊评价相比,仅是研究对象的确定,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整理、统计。尽管难度较大,但栏目评价的价值却更应该引起关注。尽管本研究采用的是定量评价方法,基于引文分析法开展研究,但我们仍然认为,完全采用定量评价方法并不能全方位地评价学术期刊栏目,栏目的设置特点、栏目的风格特色、栏目在学术共同体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等等可能更适合定性评价,已有的名栏、特色栏目评价采用的专家评价法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如何将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更好地结合起来开展栏目评价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其次,栏目评价可以部分弥补现行核心期刊评价的不足。之前,我们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进行了一次统计,统计结果显示,综合性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和高校综合性哲社学报这两类综合刊的比例最高,合计占到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总数的37.44%。现有期刊评价基本都是将综合刊作为一大类(综合刊)或两大类(综合刊、高校综合性学报)来进行评价,但事实上这类期刊尽管都是综合类学术期刊,但刊文学科侧重点有很大不同,不宜归在一起评价。栏目评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期刊评价这方面的不足,因为栏目基本都以学科或研究方向来划分,从这个角度来看,栏目评价会更加合理和有针对性。再次,栏目评价拓展了期刊评价的范围。在不同期刊相同或相近的栏目中开展评价,能够评选出刊发研究方向相近栏目的核心栏目,也因此能够让有较高质量栏目被该领域的作者和读者认识、关注并投稿。此外,栏目评价结果也可以作为期刊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参考数据。因为部分期刊整体质量不高,但某一个栏目比较突出,栏目评价会使此类期刊有脱颖而出的机会,能够给予期刊更多呈现的机会和发展空间。

(三)对期刊发展的建议